楊偉民委員
萬建民委員
文/本報記者 包松婭 圖/本報記者 賈寧 齊波
核心閱讀
★事在華為。無論是美國的絕招，還是華為的應對，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關鍵核心技術，是會不會被“卡脖子”的關鍵。
★如何理解發展與安全？如同一個大寫的“人”字，互為條件、彼此支撐，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
★無論“大循環”還是“雙循環”，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新發展格局，打通循環是共同要義。
2020年9月15日，美國新一輪制裁生效，麒麟芯片無法繼續由海外公司代生產，華為手機似乎陷入絕境。
卡住的是“芯”，堵住的是“心”。好在，華為并非毫無準備——早在多年前，華為就作出“極限生存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戶服務。
為了這個曾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開始了最為悲壯的“科研長征”，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短短十幾年，海思便從一家寂寂無聞的芯片小廠，悄然成為中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2018年，海思更是超越AMD躋身全球前五大芯片設計公司。
為了應對美國上一輪制裁，這些“備胎”在2019年集體“轉正”，極大地振奮了國人的信心。但設計公司不是生產公司，美國這次的制裁更加精準、更加致命，直奔華為的咽喉使出一記“鎖喉功”——麒麟芯片再先進，沒有具備生產能力的公司代為生產，奈之若何？
不過，美國的“無芯之舉”，這次卻遇到了華為的“有心之備”。向來百試百靈的“鎖喉功”，這回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除了“足以支持到2021年的芯片存貨”，華為最大的底氣在于——手機業務只是華為的部分業務，美國的制裁只會對手機業務造成一定的影響。而今天，華為的5G依然領先世界，并日益成為其最為核心的競爭力。
事在華為。無論是美國的絕招，還是華為的應對，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關鍵核心技術，是會不會被“卡脖子”的關鍵。
“卡脖子”是讓人斷氣的狠招，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和戰略安全。
容易被卡的，還有很多
1985年，張汝京選擇了軟件行當起家。15年后，他創辦中芯國際，被人稱為中國芯片“教父”。行走在國產芯片突圍的艱難道路上，張汝京和中芯國際一走就是20年。
“中芯國際獲美國14nm許可！”
3月1日，這則短短的消息，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要知道，去年12月，美國商務部剛將中芯國際列入“實體清單”。如今剛剛過去3個月，“制裁”的大棒已悄然松動。
習慣于揮舞制裁“大棒”的美國也許沒想到，如今敲打全球化產業鏈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會造成難以預料的影響。
近年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萬建民心頭也一直壓著一塊“石頭”。
“2015年以來，我國每年進口大豆、玉米等谷物超過1億噸。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持續升溫，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依靠進口保證糧食供給面臨巨大風險。”萬建民所說的風險，不言而喻。
從世界發展環境看，糧食的確定性是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關鍵。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還在持續蔓延，大國博弈復雜多變，糧食的戰略意義更加凸顯，一有什么風吹草動，各國就先捂住自己的“糧袋子”。
假若說芯片被“卡脖子”還只意味著一個產業的被動，那么糧食問題一旦被“卡脖子”就會陷入全局全面的被動。
正是從這個層面去考量，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強調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提出，農業現代化，種子是基礎，深入實施農作物和畜禽良種聯合攻關。
一粒小種子，影響大世界。
緊盯育種新技術的萬建民這兩年總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生物育種。尤其前沿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的“碰撞”，為種業革命迎來新的契機，農業生物育種已成為國際種業競爭的戰略重點。拜耳、科迪華、先正達等國際三大跨國種業巨頭已占據全球種子市場份額的76.7%。
“而我國玉米、大豆、生豬、奶牛、肉雞等新品種培育差距明顯，部分核心種源受制于人，種業安全存在巨大潛在威脅。”在萬建民眼里，實施農業生物育種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推動種業自主創新，是打贏種業翻身仗中最重要的“一仗”，關乎中國種業的自立自強。
端倪并非初露。
早在2018年，中國工程院咨詢項目報告中就有這樣一段描述：央企受制于人的重大“卡脖子技術”高達450余項。僅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130多種基礎材料中32%是空白，52%依靠進口，芯片87%以上依賴進口。
可以說，迫在眉睫的不止芯片和種子，而是基于安全考量的整體布局。
硬幣的兩面
如今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實力已經今非昔比。但面臨的發展環境同樣日趨嚴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正日益顯現在我們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部分西方國家對我戰略遏制，“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層出不窮，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仍在持續，世界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這一切，使得構建新發展格局在被提出之時就被賦予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核心使命。
如何理解發展與安全？如同一個大寫的“人”字，互為條件、彼此支撐，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馮鵬志在論及安全與發展時進一步辨析道：在新時代和新發展階段中，中國的安全已不是生存意義而是發展意義上的概念；中國的發展也不是尋求生存而是在更高層面超越“卡脖子”困境的概念。
“最近一段時間，中央領導發表的幾次重要講話，其中使用頻率頗高的一個關鍵詞，就是‘安全’；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主題，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凸顯和強調安全的重要表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對此有著非常敏銳的觀察。
高培勇認為，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語境下，關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目標定位，由原來的“四個更”拓展為“五個更”——在“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基礎上添加了“更為安全”，從而形成了“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的全新概括。
“更為安全”即為國之大事。而所有的“大”，無不是從“小”匯聚而來。所以，必須要在每一件“關鍵小事”上增強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方能聚沙成塔，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始終充滿朝氣地生存和發展下去。
2020年中，華為內部流出“南泥灣計劃”啟動的信息，瞬間引起全世界關注。當時華為正處于各種工業鏈上的產品以及技術被美國“斷供”的窘迫狀態，“南泥灣計劃”這個項目名稱本身就蘊含著高度自給自足的含義，意指供應鏈“自主化”。
一個硬幣總有“兩面”——
如果不是被“卡脖子”，我們不會如此清晰地發現之前并未看見，或是并未足夠重視的“病灶”，這些足夠影響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隱患。
如今新的征程已然開啟，中國經濟若想行穩致遠，破局成為當務之急。
改變自己，才能改變世界
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在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看來，我國市場空間廣闊、產業門類齊全、勞動力充裕、儲蓄率高、制度優勢明顯，有條件實現15年翻一番，年均經濟增長4.73%。要把潛在的增長變成現實，需要做出一些改變，“最主要的就是要調整和優化現有的發展格局。”
如何調整？怎么優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蔓延與防控，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與安全的至關重要性清晰可見。美對關鍵技術的斷供再一次提醒，在逆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國際競爭有時會脫離市場邏輯，呈現出高度的不確定性。
暢通循環，打通堵點，清理淤點，是蛇之“七寸”。
“我國的進口是生產性的，70%以上的進口產品用于國內生產，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生產對進口的依存度較高，若某些產品出現‘斷供’，生產就會中斷，經濟循環就會受阻。”在“循環”這個關鍵詞中，生產環節的堵點之一是技術。加強科技自立自強，著力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是楊偉民提到的應對之策。
抓要害，當務之急求創新。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自救”行動已經展開。
——保種創新解決‘卡脖子’問題，北京市啟動12個優勢物種種業聯合攻關。
——攻關“卡脖子”技術，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沿線九校結成協同創新聯盟。
——為破解紡織業“卡脖子”難題，廣東攜阿里云匯聚全球AI人才聯合攻關。
……
那么我們是不是只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
楊偉民肯定地給出了“否定”答案。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在部分‘卡脖子’領域實現自立自強，但也不是什么技術和產品都要自己干、從頭干。中國經濟已經深深地融入全球經濟，國際循環離不開國內循環，國內循環也離不開國際循環，中國不僅要當好‘世界工廠’，還要當上‘世界市場’，繼續堅持擴大對外開放。”
即便在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上，也要時刻回看這個“大”字，也就是楊偉民提到的另一個關鍵詞：整體。
構建新發展格局原本就是針對全國經濟整體而言，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乃至一個企業都是這個發展格局的組成部分，不存在融入不融入，參與不參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所有地區都要搞芯片、都搞‘高大上’的產業。以國際市場為主的區域和產業，仍要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部分行業要保持生產能力大于國內需求的格局。”
無論“大循環”還是“雙循環”，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新發展格局，打通循環是共同要義。
而循環看似談的是經濟問題、發展問題，本質上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是深層次、系統性變革，是針對循環不暢的變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打通從生產、分配到流通、消費等諸多環節的堵點，讓全身經脈恢復暢通、消解隱患，繼而成長壯大。
沒有人，能夠扼住巨人的咽喉。
這個巨人，如今正深遠地影響著世界，她的健康與安全，已經與世界的發展與穩定息息相關，須臾不可分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