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李健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本報記者 賈寧 攝

人民政協網北京2月19日電（記者 王亦凡）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健呼吁給大專生要“名分”的新聞，迅速登頂網絡熱搜榜，引發熱議。

有網友認為，增設“副學士”學位有利于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也有質疑者表示，只給一個“名分”并不能改變現狀。

接踵而至的討論與質疑聲背后，是規模數以百萬計的高職高專生。李健表示，目前高職院校在校生人數、招生人數占全國大學生比例一半以上，卻沒有適合他們的學位。

增設“副學士”學位只是改變的第一步。李健撰寫了《關于設置“四級三類”學位體系，推動多樣化人才培養》的提案，建議加快修改我國現有的學位體系，完善學位制度。

這件提案入選了全國政協2019年度（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好提案。

提案得到認可，離不開李健多年來身處教學一線崗位，立足本職工作、扎實調研的努力。

“名分”意味著什么

“什么是學位？”

“學位是一個評價，評價你的專業知識是否達到了要求。”

采訪中，李健的一句“自問自答”，對學位二字作了通俗的解釋。

在大眾的觀念中，學位與學歷經常被混淆，其實二者相去甚遠。學歷表示學習經歷，比如完成了本科學習就是本科學歷，學位則表示通過學習取得學識并達到了相應學習能力程度的要求。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三級兩類”的學位體系，即學士、碩士、博士三個層級，學術學位、專業學位兩個類別。這一體系中，并沒有專科這一層級。也就是說，高職院校畢業生在完成學業后，并沒有對應的學位，只有學歷證書。

在李健看來，沒有學位，意味著高職院校的學生在完成學業方面的評定標準比較模糊，不足以激勵學生提升專業知識和技能。從全社會的層面上看，缺少學位，難免顯得高職院校的學生在這方面“低人一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教育培養出大規模的技能人才，為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貢獻，但職業教育在很多人心中并不完全受認可。

“職業教育也是國民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李健說，職業教育絕不低人一等，同樣是一條成才的道路。

李健曾前往湖南懷化、江蘇吳中等地高職院校進行調研，在那里，他看到學生們大多來自較為貧困的地區，就讀于職業院校只是想學個技能，未來找到一份能夠糊口的工作，這讓他憂心忡忡：“對他們來說，找到工作似乎比干好工作更重要。”

得不到更多的尊重與認可，何談追求？因此，授予學位，讓學生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水平得到認可，在李健看來是重視職業教育發展的第一步。

有質疑聲認為設立“副學士”學位形式大于意義。對此，李健回應稱：“給予‘名分’，是為職業教育的未來發展打基礎。如果把職業教育改革比喻成萬里長征，這最多是邁出了第一步。”

李健對增設學位的后續也有思考，他的構想是為學校和學生都設立相應的標準，只有辦學辦得好的學校才能夠授予學位，也只有學習學得好的學生才能夠獲得學位。這樣的激勵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學校辦好教育，也推動學生努力學習。

“為什么我們的技術創新還是嚴重不足？”

李健對職業教育的關注，源于一次芬蘭訪學的經歷。

2007年，李健在芬蘭訪問學習，當時芬蘭的創新力在全球排名前列，當地企業諾基亞也是知名的創新型企業。

“在那里，我看見了跟我們國家大學培養體系差異很大的一個教育體系。”至今提起來，李健對此依然印象深刻：“當地非常重視高技術創新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視教育跟企業跟經濟的結合。高校會直接從企業的實操部門聘請老師，這些具有長期實踐經驗和工作技能的工程師，能夠進行更加職業化的教學，教授的學生在畢業之后可以直接應用到工作中。”

“我國的高職教育也實行了‘雙聘制’，同時聘請了校內和校外的教師。”李健表示，雙邊制度的設計固然是好的，但在應用過程中，校外的教師起到的更多是輔助作用。

不僅僅是職業教育，李健常年身處高等教育一線崗位，對當下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有更深的感觸。

一方面，是我國高等教育不斷發展。教育部數據顯示，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到4002萬，已經建成世界規模最大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時代，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生涌入人才市場，每年“就業難”都成為熱門話題。

另一方面，是技術人才特別是高技能人才的缺乏。2021年1月26日，人社部發布的最新一期報告顯示，中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中，多達36個屬于“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新晉排行25個短缺職業中，有15個與制造業直接相關，占比60%。中國制造業的產能和產量在多數領域已經躍居全球第一，但高端制造的能力和技術卻顯著落后于發達國家，在多個領域被“卡脖子”。

“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的規模了，為什么實業界還這么缺人才？為什么我們的技術創新還是嚴重不足？”這些問題深深困擾著李健。

李健認為，這幾年發達國家對我們“卡脖子”，深刻暴露出我們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的短板。要突破現狀，不僅需要科技創新，而且還需要高端制造人才。“在高端制造領域，大量生產的細節需要依賴勞動者的技藝完成，而不是機器。從長期來看，要想徹底扭轉這種態勢，需要從人才培養模式入手，需要對當前人才培養模式做一個比較大的變革，靠修修補補的小改動，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態勢。我國的職業技術教育遠遠落后于產業的發展，這對制造業的發展形成了掣肘。”李健說。

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他查閱了國內國外的很多資料，結合幾年來走訪各地的調研，尋找破題之策，這才有了2019年他提交的這份提案。

提案中，李健的建言不止步于職業教育，除了增設“副學士”學位，他還提出，要對目前“三級兩類”的學位體系進行改革。

“我國現行的學位條例是1981年開始實施的，已經過去了40年，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李健認為，“三級兩類”的學位體系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可以拓寬學位類型，建立起包括學術型、應用型、職業型三種學位類型，分別致力于培育高層次學術人才、高層次應用人才和高層次職業人才。

“應共同構成回應社會多樣化人才需求的新的人才培養模式體系。”李健在提案中寫道。多元化的人才培養模式更為靈活多樣，再建構起富有彈性的學位對接機制，保障各類學生、畢業生可以結合自身學習發展需求，在不同學位類型間靈活選擇。

好提案要做到“三有”

在李健心中，寫好一件提案不容易，寫一件好提案更不容易。

“好提案，首先要選題準，然后還要寫得好。”在李健看來，選題準，就是提案應當圍繞黨和國家大政方針、中心工作，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問題，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以及愛國統一戰線的其他重要問題，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

寫得好，就是需要做到“三有”：有問題、有分析、有建議。李健表示，提案首先要反映一些具體的實際問題，其次要對問題的形成展開一定程度的分析，最后要落實在建議上，提出有系統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的建議。“三者完備，才稱得上是一件‘好提案’。”

此前，李健始終堅持高標準履職盡責，積極建言，既關注社會民生熱點，也看向不易被大眾關注的角落——

2014年，在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等全國政協重點提案調研中，他為改善農村學生的營養健康貢獻一份力量；

2015年，他提交了關于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實施免費高中教育的提案，為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教育問題發聲；

2016年，在全國政協重點提案加快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建設的調研、協商座談會上，他為推進我國食品安全建言獻策；

……

《關于設置“四級三類”學位體系，推動多樣化人才培養》的提案被評為全國政協2019年度好提案，李健很開心，因為這說明作為一名政協委員，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認可。

雖然為大專生要“名分”一事將李健推上了風口浪尖，但是面對各方質疑，李健的內心仍感到很欣慰。“因為爭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關注，而關注的聲音多了，也許就能推動改變。”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健又遞交了一件關于加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提案。

連續兩年為此發聲，是因為李健希望能讓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更進一步，讓職業教育成為千軍萬馬擠高考獨木橋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對于李健的提案，教育部多次給予回應。李健還了解到，對同樣提議設立“副學士”學位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關于在高等職業教育中設置副學士學位的建議”，教育部也在回復中提及，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修訂已經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立法五年規劃。下一步，將就是否設置副學士學位進一步廣泛聽取意見，并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修訂工作中統籌考慮。

李健的發聲有了回響。職業教育的春天也在一步步走近。

2019年1月，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正式確定職業教育在我國教育體系中是一個單獨種類的教育。

在教育部舉行的教育2020“收官”系列發布會上，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表示，目前，全國職業學校開設的1200余個專業和10余萬個專業點，基本覆蓋了國民經濟各領域，每年培養1000萬左右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在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畢業生。

獨木橋之外，更多的路浮現出來。

李健深知，學位條例牽扯太廣，修訂難度極大。他所能做的，就是繼續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多看多聽多想，為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采訪手記

培育產業工人“后備力量”

王亦凡

李健委員沒想到，因為一件提案，自己竟然像“網紅”一樣，也在熱搜榜上走了一圈，還引發了網友的一番“辯論”。

不過，這件在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的《關于設置“四級三類”學位體系，推動多樣化人才培養》的提案，除了立場鮮明地給大專生要“名分”外，還從增設副學士學位、形成“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四個層級、每一層級學位可設置三類學位類型、建構富有彈性的學位對接機制等多方面提出了具體建議。

政協委員、教授、學者……多重身份地來回切換，讓李健不僅在專業領域擁有了豐富的素材，也讓他在履職方面有了更接地氣兒的“養料”。

身處高校，李健做得最多的事是授課，相處最多的人是學生，這讓他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學生們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但學校的課程設置卻鮮少涉及就業技能，更偏重于學術教學。

學術與實踐脫了節，怎么辦？在李健看來，這是由我國的學位體系決定的。我國現行的“三級兩類”學位體系中，只有學術學位、專業學位兩個類別，專業學位與學術學位邊界模糊，且沿襲學術學位的培養模式，并不能涵蓋高等教育各個層次，學位層級銜接機制不暢，不同層級、類別的學位制度也彈性不足。

教育有服務國家發展的目的。現今的學位制度頒布于1981年，當年的政治經濟背景下，我國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學術、科研人才的培養。但40年過去，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社會日新月異。當前中國正處在創新型社會發展的關鍵階段，亟須大量的高素質技術人才。

然而，當“中國制造”的追求由速度、規模轉向質量、效益時，產業工人隊伍卻多少拖了后腿：沒有受過系統技術職業教育的產業工人，可以從事簡單重復性勞動，卻難以適應專業化、精品化的產業新需求。

在李健看來，產業工人由弱到強，才能提振“中國制造”的精氣神兒，而正是我國的職業教育培養出了大規模的技能人才，這些人才也正是技術工人的“后備力量”。在采訪中，李健多次說，“完善職業教育體系，也就是完善技術人才的培養模式，從而進一步提升生源質量，強化人才培養。”

作為常年在高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李健稱得上是典型的腦力勞動者，教授的經濟學課程也更偏重理論層面。這樣的背景下，李健為何對高等職業教育加以關注，并連續兩年就相關話題撰寫提案？

交談之后，答案躍于紙上：擔當。

李健時時刻刻牢記作為政協委員的擔當，在教學工作中也不忘思考，才有了這件受到廣泛關注的“好提案”。

教育問題關系國計民生。加快發展職業教育已經成為各界共識，國家層面給予重視，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社會也要逐步轉變傳統的人才觀念，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營造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我們相信，職業教育的春天，終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