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知名長租公寓平臺蛋殼公寓因資金鏈斷裂導致“爆雷”事件，包括北上廣在內的全國多地蛋殼公寓辦公區域出現大規模解約。蛋殼“破殼”只是近年來長租公寓負面消息中的冰山一角，其折射出的更多是當下租房市場的混亂。無論是房東還是在城市漂泊的年輕人，都或多或少被這樣的無序折磨得心力交瘁。如何讓住房租賃市場回歸正軌，才是這個冬天大家最需要的“暖意”。

12月3日，廣州一蛋殼公寓租客，疑似因蛋殼公寓“破殼”，而選擇了燒房跳樓的極端途徑。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有關地方和部門正在依法依規對相關事件進行處理。如形成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人民法院將嚴格依法進行審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而在北京，共設立了100多個蛋殼公寓矛盾糾紛接待點，包含了蛋殼公寓涉及到的12個區，這些接待點下沉至街道和社區，來解決蛋殼公寓事件的房東和租客咨詢和處理相關糾紛事件。

一家企業出現問題，能夠讓社會各方面廣泛關注，讓輿論和公眾投入目光，讓政府職能部門、司法部門密切關注，原因不僅在于其涉及房屋租賃市場安全，更在于其關系著許許多多普通民眾的生存與生計。

漂在北京，租房的迷茫

圓圓是一名“北漂”。一年前曾經租住在某房產中介公司旗下的長租公寓，交房租用的就是和蛋殼公寓類似的貸款分期模式。

這種付款模式近幾年很流行。圓圓記得在她向中介咨詢時，對方就曾經主動建議她用貸款分期交房租，說可以緩解經濟壓力。“對于不少剛剛踏入社會、收入不高的人來說，這種付款方式確實是雪中送炭，尤其是對于剛畢業的大學生，往往還有特殊的優惠補貼。”在蛋殼爆雷的新聞出來之前，圓圓覺得這種方式很好，“我一個月工資也就1萬左右，只租一個臥室就要2500到3000元，加上燃氣水電網費，工資的1/3就沒了。而且很多房租都要求最少季付，一次交小1萬塊錢，怎么在工資里摳出存款？太難了。”而貸款分期則可以按月支付房租，對于圓圓來說，和用花唄、信用卡沒有什么區別。至于可能存在的隱患，她之前從來沒有考慮過，因為租的房子都屬于“大公司”，知名度高，她認為“應該沒什么問題”。

然而，最近的新聞讓圓圓憂心忡忡：她的房租即將到期，室友也許不會繼續合租，而如果找不到室友整租，就只能選擇長租公寓。因為蛋殼爆雷，其他的長租公寓會不會受影響？房東還敢把房子交給長租公寓么？如果房東變少，長租公寓是不是會提高房租？或者一個“蛋殼”倒下，長租公寓逐逐漸被少數中介公司壟斷，還能保證租客的權益么？一連串的問號都讓圓圓之后的“北漂”生活多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王慧（化名）在北京“漂”了五六年。因為租房市場不穩定，她幾乎一年就要搬一次家，而幾次租房的經歷也讓她對混亂的租房市場很無奈。

幾年里，王慧被黑中介騙過，也被二房東坑過。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剛出現時，她恰好房子到期，由于房東漲價，她只能換房。當時北京許多小區禁止陌生人進入，看房、搬家都成了問題，王慧開始考慮長租公寓。王慧找了一家名氣比較大的中介公司，并得知長租公寓中存在相當數量的隔斷房被偽裝成正常臥室出租的情況。另外，私養寵物、私下帶人長住、公寓“管家”服務成擺設等問題，都是長租公寓一直以來存在的亂象。在王慧看來，能否租到心儀的長租公寓，完全是一件碰運氣的事：不是隔斷房、碰到好室友、碰到盡職的中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即便如此，她還是不得不選擇長租公寓，因為相對便捷。

選定房源后，中介進入小區為王慧視頻直播看房，隨后簽了合同。因為疫情影響，王慧的工作停擺，短時間內沒有收入，于是，她也選擇了貸款分期付房租。簽好電子合同后，看著自己一下背負上一年的房租貸款，王慧心里也有些忐忑。

沒想到合同剛簽了一天，中介就打來電話，告訴王慧她租住的小區不允許外來人進入，她就算交了房租也不能入住，解決辦法是要么等到北京疫情好轉小區開放再搬進去，但是房租還要繼續交，要么解除合同。最終，王慧選擇了解除合同，因為是外力因素導致，中介公司也同意退還房租，只扣除了一天的租金。解約后，王慧反復查看自己簽的合同和銀行卡余額，確認自己辦的貸款手續已經結束，不會產生其他影響，這才放下心來。

如今，回想起這段經歷，王慧只覺得慶幸：“幸虧當時解約了，后來那個小區附近都變成中高危地區了！而且那時我朋友也租那家的長租公寓，房租到期了人不能回京，想要續租，中介坐地起價，否則就要強行換鎖把行李清出去。”

最終，王慧找了朋友一起從中介手中整租了一套二居室。最近看到蛋殼的相關新聞，更堅定了王慧不租長租公寓的決心。不過，接下來租期結束后租什么樣的房子、找什么樣的室友，王慧還一腦門子官司，目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房在平臺，被逼降價

因為出現了平臺無法支付房東租金，而導致房東“野蠻”趕客的情況，讓不少租客都認為房東在此事件中“穩賺不賠”，也是實打實的“壞人”。對此說法，房東都表示有苦難言，頗為委屈。

兩個月前，北京自如房東張寧（化名）接到電話，自如工作人員以疫情為由，要求下調房租。這讓張寧很是不解：自己明明簽了5年合同，明確約定期間房租價格不變，憑什么要調價呢？而且本身合同上就寫明，每年有一個月的“空置期”，他只能收到11個月的房租，為什么平臺還要調價？

由于不同意調價，自如管家對張寧進行了10多輪電話“轟炸”，態度蠻橫甚至出言威脅：要么降租金15%，要么解約。對此，張寧很是氣憤，和自如管家吵了一架，并把自己的遭遇發到了朋友圈上。

沒想到，張寧很快就得到不少朋友的回復，表示自己也遇到了同樣的事情。其中一位朋友留言：自己作為房東，房租被自如平臺要求從6500元降到5500元。如果不降，就每天打電話騷擾，如果提出解約，就要承擔當初的裝修費用。最后因為不堪其擾，最終選擇了妥協。這位朋友還告訴張寧，自己后來問過租客，降價后租客的租金沒有降過，下降的租金其實是流向了平臺的口袋。

看到朋友的留言，更堅定了張寧不接受自如管家要求的想法。“自出租以來，我的房子從未空置過，平臺不過是想賺得更多而已。房東和租客其實都是弱勢，只有平臺才是強勢一方。”

近年來興起的類似于自如、蛋殼等長租房模式，不僅讓租房者可以快速找到落腳之處，對房東而言，與平臺簽約，將房子交給對方裝修，似乎躺著就能收租，看上去省了不少麻煩。但實際上，很多時候，這只是“看上去很美”。

房東肖威（化名）將自己的一處三室一廳的房子出租給了自如。后來他才知道，房子被打了隔斷分成五間，分別租給不同的人，而且多出來的房間房租收入并沒有歸他所有，而是歸于平臺。不過，即使如此，肖威覺得自如畢竟還是比較正規的公司，沒有明顯的租金倒掛的現象，而且交出去自己也比較省心，所以還是愿意將房子租給自如。然而，今年2月，北京住建委印發《關于做好違法群租房整治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再次強調要將違法群租房整治工作納入社區防控體系，進一步強化住房租賃企業的主體責任。監管之下，房子的隔斷間被拆，拆除隔斷的費用還要由肖威買單。“拆的時候平臺也沒有做好租客的安置工作，租客和我鬧了好久，可我也是受害者啊。”

如今蛋殼爆雷，肖威每天都提心吊膽，生怕自己也會成為收不到租金的房東。“還好自己的房子租約快到期了，以后說什么也不找這樣的平臺了，還是對私人直租踏實。”肖威說。

在這個冬季，不少房東和租客都在為自身權益受損而擔憂。但也就在不久前，我國住房租賃領域首部規范性文件——《住房租賃條例》公開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中8章共66條內容，涵蓋了出租與承租、租賃企業、經紀活動等住房租賃領域等方面。其中就包括“在住房租賃合同期限內，除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的情形外，出租人或者承租人不得單方面解除住房租賃合同，不得單方面提高或者降低租金”，“住房租賃企業不得以隱瞞、欺騙、強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貸款，不得以租金優惠等名義誘導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貸款，不得在住房租賃合同中包含租金貸款相關內容”等內容。相信隨著房屋租賃領域法律法規的健全，未來的房東和租客再也不會這樣惶恐、迷茫、擔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