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說明：

1936年7月，陶行知在出國的海輪上，從報上看到沈鈞儒領頭游行的照片，寫成了《留別沈鈞儒先生》，詩曰：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少年的領頭。老頭常與少年游，老頭沒有少年愁。雖是老頭，不算老頭。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同胞的領頭。他為了中國得救，他忘了自己的頭。唯一念頭，大眾出頭。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戰士的領頭。冒著敵人的炮火，要報四十年的冤仇。拼命爭取，民族自由。

老頭，老頭！他是中國的大老；他是大眾的領頭。他為老百姓努力，勞苦功高像老牛。誰害老頭，大眾報仇。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在沈鈞儒等的領導下，圍繞停止內戰、團結抗日這個中心任務，利用各種場合進行宣傳動員，開展了一系列救亡運動。1936年，全國救國會會員達數十萬人，同情者更多，成為一支巨大的群眾力量，對促進國共兩黨走向團結抗戰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開創了政治協商的先例，為日后形成政治協商制度，提供了契機。

1935年末，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發起成立救國會，他們不惜個人得失、毀家紓難，致力于全國團結一致御侮的局面形成，次年11月23日遭到南京政府的拘捕、關押，史稱“七君子事件”。

事件激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得到包括中國共產黨、宋慶齡、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等的聲援、營救，為全民抗戰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之后，他們高舉抗戰、民主的大旗，與共產黨人精誠合作，與統治當局抗爭，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鄒韜奮、李公樸成為烈士，其他人在共和國成立前夕的命運如何？他們發起、組織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為何會在共和國成立不久的1949年12月中旬宣布結束了歷史使命？

不懼獨裁出走香港

1947年11月末，滬上一片蕭瑟、森嚴，銀須飄動的沈鈞儒讓兒子找來一只大口罩，把胡子掩蓋起來，剩下的部分塞進大衣領子里，長髯不露，他要秘密出走。此前，朋友勸他剃掉胡子，化裝脫離虎口。他不愿意，樂呵呵地說：“如果沒了胡子還沒能跑脫，豈不是弄巧成拙，成了割須棄袍之類的笑話？”

月初，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創建者之一的沈鈞儒早在5年前率領救國會成員加入了民盟，看到民盟遭到摧殘，他痛心疾首。經過爭論，他同意以張瀾的名義發表解散公告。當沈鈞儒等人走下張瀾寓所客廳，把公告交給等候的記者時，他的學生史良看到老師眼中噙滿了淚水。

72歲的沈鈞儒決意秘密出走香港。臨行前，他約史良到自己的居住地(今愚園路750弄11號)說：“民盟一定要搞下去。這里不讓辦，就到香港去辦。”史良支持老師的主張。“表老(張瀾)也是這樣想的。你留在上海，堅持地下斗爭。日腳不好過。你要知道，在蔣介石他們眼皮底下搞斗爭，需要勇敢和堅持。好好保護自己。”

沈鈞儒從容地離開家，坐上汽車直奔黃浦江畔的太古碼頭。黑夜中，他登上美國戈登將軍號客輪，4天后他抵達香港。香港市面上多一個“賣字”的老頭。

就是這矮小清瘦的老頭，以凜然的氣勢主持民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號召盟員站在人民的立場與中國共產黨人攜手合作，摧毀南京政府，為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共和國而奮斗。

他的另一位學生沙千里以史良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大會，并協助沈鈞儒起草會議的文件。

這時，沈鈞儒昔日的難友章乃器受民主建國會派遣，赴香港籌建港九分會到達香港。這位銀行家出身的政治活動家成了“宣言專家”，民主黨派在香港聯合發表的文件，幾乎都由他執筆起草。同時，章乃器創建的港九地產公司生意興隆，成為聯絡進步人士的場所，所賺的銅鈿有力地支持了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事業，包括向沈鈞儒主持的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供部分經費。

響應召喚共創共和

1948年4月末，北方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沈鈞儒讀到了中共中央頒發的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翌日，沈鈞儒和李濟深接到身處西柏坡的毛澤東的來電，毛澤東謙遜地征詢他倆意見：“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并繼續用商量的口吻說，“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內容文字是否適當，擬或不限于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沈鈞儒興高采烈地來到李濟深寓所，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代表聚會，一致響應召開新政協。緊接著聯名通電擁護中共中央號召。

5月8日，沈鈞儒以個人名義再次表示，召開新政協是一個民主的和平的具有建設性的號召。同時，托回滬的朋友帶信給史良等民盟同人，得到在滬民盟領導人的擁護。之后，他又和125位在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社會賢達聯合發表聲明，重申擁護共產黨人的主張。毛澤東復信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稱贊他們熱情響應號召的行為，表示極為欽佩。

也許是老人喜歡懷念故人，沈鈞儒在香港主持了鄒韜奮、李公樸、陶行知等烈士的紀念會，告訴人們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是無數先烈用生命換來的……

9月13日，香港依然悶熱的天氣不透一絲涼意，黃昏時分，沈鈞儒換成一身短衫，打扮成勞工模樣，坐上小舢板，再換乘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北上去東北解放區。他滿臉喜氣，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新政權即將取代腐敗的舊政權，強大的中國要不了多久就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6天后，沈鈞儒到達哈爾濱。他一踏上岸，不顧勞頓，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佇待明教”。

之后，沙千里隨著第二批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1949年1月7日章乃器與李濟深、馬寅初等30余位民主人士抵達大連。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新政協籌備會議即將在北平舉行，沈鈞儒留在北平為新政協的召開操勞，與章乃器等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去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進北平。

劫難當頭數度脫險

在上海的史良，以大律師身份為掩護，與國民黨當局展開斗爭，民盟三中全會后，她領導上海執行部，聯絡盟員參加反饑餓、反迫害、反美扶日等一系列抗議活動。1949年春，上海處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警備司令湯恩伯簽署密令，不擇一切手段逮捕史良。此時，史良正犯高血壓病，在滬西開納路150號（今武定西路1359號）家中靜養。5月10日傍晚，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打來電話，告訴她晚上軍警要動手了。

史良決定轉移到霞飛路新康花園（今淮海中路1273弄）朋友的寓所躲避。離家出走數小時后，一群軍警和便衣特務乘坐數輛吉普車疾馳而來，把史良的別墅團團圍住，對宅中人員輪流用刑，慘號之聲，聞于街鄰。司機阿寶說出了史良小叔子的住址，小叔子旋即被捕入獄。軍警又獲悉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姑父母被捕，迫于軍警的威逼利誘，姑母無奈說出了史良妹夫的住址。

史良已經得到家人被捕的密報，從容地離開了新康花園，前往南市小東門（今中華路一帶）的遠房親戚家中隱蔽。考慮路途比較遠，途中危險多，她化裝坐上一輛三輪車，車行不久，改乘出租汽車，到大光明電影院門口下車。她前腳走進彈子房，隨即便從后門出了去，再乘三輪車，到達小東門。

史良的秘書誤入已被軍警破壞的秘密聯絡點，被捕后特務把她的雙手反綁在背后，吊在墻上，以皮鞭亂抽。拷打一個多小時后，始終未見她流淚，特務說：“厲害，厲害！不愧為史良秘書。”旋即，她被轉押到南市執行處拘留室，等候處置。

一天，住在對面的某區黨部的官員來到史良的住處，說是尋找飼養的鴿子。史良警覺地意識到，行蹤可能被發現。她趕緊裝扮成病人，用圍巾包住頭捂住臉，雇了一輛汽車轉移。軍警和便衣們星夜包圍了小東門史良藏身處，此時，距離史良出走才10分鐘，史良又躲過一劫。一路上，為了避免查身份證的麻煩，司機加快車速，汽車在紅綠燈的轉換間急速行駛，繞了好幾個地方，最后才在海格路（今華山路）與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交匯處的一棟公寓大樓前停下，史良住進了4樓一個套間里。

被捕的秘書和親友，相繼被集中關押到南市的執行處拘留室，軍警和特務們將他們押上卡車，準備投入黃浦江里淹死。途中卡車損壞，停車修理，解放軍先遣部隊已打進城里，槍聲不絕，執行人員四散逃命，他們才幸免于難。

5月24日夜半11時許，解放軍裝甲車已沖入霞飛路的交通大學附近，史良知道天快亮了。空氣中充滿清新。脫離險境的史良興高采烈地跑到宋慶齡的寓所，兩人擁抱在一起，流出激動的眼淚，互道心中的喜悅。

身處北平的沈鈞儒，得悉史良已脫險，十分高興。中共中央向張瀾、史良等人發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邀請；沈鈞儒發電報也邀請他們聯袂北上，主持民盟四中全會。6月18日，滬上夏風小起，50歲的史良神采奕奕地登上北去的列車，一路上歡聲笑語。

完成使命續寫新篇

1949年3月的一天，王造時由虹口來到距黃浦江與跑馬廳之間的杏花樓，出席戲劇家田漢50歲生日宴會。酒宴過后，他披衣走出飯店的大門，站在臺階，讓東來的江風吹去酒意。恰巧一位好友也出了門，握住王造時的手輕聲問：“你往哪兒走？”王造時沉默了稍傾：“往右有墜入黃浦江的危險，中間向前穿過馬路，可能被穿梭般的汽車壓死，還是慢慢向左走吧。”好友會心地笑了。此前，這位著名教授參加了上海學生界、教育界、文化界開展的反美扶日本和反美扶蔣的運動，起草宣言、帶頭簽名；拒絕南京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派來的特使，要他為所謂的和平運動游說。他義正詞嚴地告訴來人：“現在不是和平問題而是革命問題，不是條件問題而是投降問題。”

上海解放前夕，王造時也上了湯恩伯的“黑名單”，后查他沒有參加民盟，湯恩伯便作了罷。但是，還是有朋友提醒王造時小心，要他隱蔽起來，免遭不測。他躲到了朋友家里，在緊張和高興中，迎接了上海解放。

6月間，已擔任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副主任的沈鈞儒，主持救國會在北平召開的臨時工作委員會會議，討論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身處上海的王造時來電，請求緩提救國會出席新政協的代表名單，王造時曾召開在滬救國會成員會議，力爭提名出席新政協。同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我與衡老（沈鈞儒）20年交誼，且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國會參加新政協，有何面目見人？”

最終，救國會提出的政協代表名單中沒有王造時，他無緣新政協，也意味著無法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但是，這沒有影響他撰文稱贊新生的人民政權，廉潔、勤苦、奉公守法，稱贊它是“中國政治生活史上空前未有的廉潔政府”。

1949年9月21日，夜幕降臨，古老皇城北京火樹銀花，各路英豪魚貫進入中南海懷仁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召開。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相聚在一起，互道著心中的喜悅，沈鈞儒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們全體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內，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同商量，辦理革命建國的偉大事業。因此，今天我們的工作十分重要，我們對人民所負的責任，十分重大。”10月1日，他們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典禮。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社會將發生根本的變化，政治性組織的救國會將何去何從？1949年12月18日，沈鈞儒和他的戰友們給出了答案，他們在北京召開會議表示，中國人民救國會號召的政治主張已經實現，完成了歷史使命，已經沒有必要存在。因此，宣布解散。并表示今后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繼續努力奮斗。

早已離開救國會的章乃器到會致辭，回顧了救國會輝煌的歷史。同時，王造時主持了救國會上海分會的座談會，宣讀了結束宣言。這個誕生在上海的政治團體，歷經14年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那些曾經的救國會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秉承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踏實肯干作風、敢于發表諍言的風格，為新中國的立法司法、經濟金融、文化教育建設立下汗馬功勞，在共和國的史冊上鐫刻下大寫的人生。

（作者系中國新聞史學會會員、現代七君子事件研究學者，照片由萬聯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