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與效率，是刑事訴訟追求的兩大價值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把打擊犯罪同保障人權、追求效率同實現公正、執法目的同執法形式有機統一起來，努力實現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p>

辦理刑事案件，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公正不打折、正義不遲到？如何保障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減少情緒對抗？如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眾對司法的獲得感？……走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刑事司法工作面臨著一連串的拷問。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就是中國立法、司法、執法機關合力交出的一份富含“中國智慧”“中國特色”的改革答卷。

以法律形式鞏固司法改革成果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堪稱五年磨一劍。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16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2016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授權最高法、最高檢在北京等18個城市開展試點，試點期限兩年。

試點情況怎樣？社會各界十分關注。2017年1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了最高法、最高檢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情況的中期報告。

“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是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有關改革部署的重大舉措，是推動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具體化、制度化的重要探索，對完善刑事訴訟制度、優化司法資源配置、依法及時有效懲治犯罪、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常委會組成人員在發言中的普遍意見。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黨的十九大最新部署要求，進一步加大督察指導力度，確保改革試點依法有序推進，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符合司法規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睂徸h中，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深度展望。

試點期滿后，司法機關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奮的“成績單”。據統計，截至2018年10月，試點地區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起訴的案件數，占同期起訴刑事案件總數的50%左右，其中絕大部分是檢察機關建議適用，審查起訴平均用時縮短至26天；適用速裁程序審結的占70%左右，其中當庭宣判率達95%；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占25%左右，當庭宣判率為79.8%。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法律形式鞏固了司法改革成果，將“認罪認罰從寬”確立為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愛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將這些改革舉措和經驗上升為法律，對鞏固和助推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成果、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的刑事訴訟制度有著重要意義。

從試點期間的各界廣泛關注，到最高立法機關的深切期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何始終光環繞身？如何認識這項制度的價值意義和深刻內涵？如何準確把握立法原意？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把這項制度置于歷史和時代背景下去認識，去審視，才能獲得更深刻、全面的認知。

寬嚴相濟和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發展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確立，為司法實踐中更好地貫徹寬嚴相濟政策提供了更明確、更完善的制度保證。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是憑空而生的，更不是移植而來的。早有細心的專家發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用的是“完善”，而不是構建。

為什么用“完善”二字？回溯新中國刑事法治進程，坦白從寬政策不可繞過。

坦白從寬是黨和國家一貫堅持的重要刑事政策。在實體法中，我國刑法相應規定了自首從寬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從實體法角度規定了坦白從寬。在程序法中，刑事訴訟法針對認罪案件規定了簡易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程序。這些制度設計，在實踐中行之有效并已被廣泛接受。

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認罪認罰從寬被確立為重要原則，并在訴訟程序和操作規范中作相應規定，形成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激勵和程序保障，從程序法角度完善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著名刑事訴訟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指出，從制度定位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對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發展。四川大學教授龍宗智認為，認罪認罰從寬與坦白從寬最大的區別在于法律后果的明晰和前置，將辯訴協商規范化、法制化，是將公正落到實處的手段。

適應刑事司法規律發展的新成果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是刑事司法規律的發展使然。

如果對中國刑事法治作一次縱向梳理，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國當前的刑事訴訟正面臨著一次新的歷史轉型。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從刑事訴訟法的產生到歷次修改，都充分體現了保障權利的因素。隨著辯護律師的主體地位、權利和參與程度的不斷擴大，以公正司法、為民司法為共同價值目標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構建穩步推進，在訴訟中加強控辯審之間的協商與合作，逐漸成為刑事訴訟模式優化發展的客觀需求。

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確立，成為中國刑事司法發展史上的一個歷史坐標。

對此，樊崇義教授的論斷更為精辟：認罪認罰從寬程序進法典，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類型的歷史性轉型。這一轉型是由司法規律決定的，其科學性、正當性、合理性是由歷史發展的應然性、必然性形成的。

滿足人民群眾對公正高效司法的期盼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更是對人民群眾在新時代對司法工作新需求、新期待的因應。

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是什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更準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

當前我國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一系列發展和治理難題：我國正處于社會利益深刻調整期、經濟社會急劇轉型期、改革攻堅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人口、資源、環境、效率和公平等社會矛盾和問題較為突出。

隨著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需求，這也對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來，我國社會大局保持穩定，但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領域犯罪及網絡犯罪呈現新的特點，新型犯罪案件不斷增多，司法機關懲治犯罪、維護穩定壓力增大。

進入二十一世紀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刑事案件總量在高位徘徊，法院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比例達到80%以上。在司法實踐中，大多數刑事案件因事實清楚、情節輕微，不存在激烈的控辯對抗。如果都按成本較高的普通程序審理，既加劇“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是對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

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墒?，一方面是司法任務繁重，一方面是司法資源有限，難題如何解決？公正高效司法，如何實現？

為了節約司法資源，各國都通過訴訟程序的分類，對不同的案件進行繁簡分流，實行“繁案精審、簡案快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就是我國借鑒國際慣例、適應中國實際設計出來的“中國方案”。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辦理程序、當事人權益保障等作出具體規定，貫穿了整個刑事訴訟程序，構建起與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銜接、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為推進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事實最有說服力。2017年12月23日，最高法院長周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最高法、最高檢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情況的中期報告。“對于認罪認罰案件，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平均用時26天，人民法院15日內審結的占83.5%”?！爱斖バ新蕿?9.8%，其中速裁案件當庭宣判率達93.8%”。報告列出了多個數據，直觀表明司法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促進了刑事訴訟效率明顯提升。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能在辦理簡單案件中發揮積極作用，在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中也有“奇效”。

2019年12月16日上午，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向參加“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培訓班”的學員表示，在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時，如果犯罪嫌疑人認罪服法，可以考慮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犯罪，配合司法機關及時查明犯罪事實。特別是那些犯罪手段比較隱蔽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實供述，對于查證案件細節，收集客觀性證據，起獲犯罪工具或者贓款贓物等關鍵物證，從而促使案件順利偵破、起訴和審判具有重要價值。

重罪案件能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曾一度存在疑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兩年來，司法機關用事實作出了響亮的肯定回答。黑惡勢力犯罪案件的辦理，一直面臨著涉及人員多、違法犯罪事實多、作案跨度時間長、固定證據難度大等諸多難題，“掃黑除惡+認罪認罰”在瓦解黑惡勢力、降低辦案難度、提高辦案效率、準確及時懲罰犯罪等方面效應明顯，戰果喜人。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設計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確立和落實，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深遠意義。

2019年10月，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鋪展在我們面前的時代考卷。

當前，我國正處于深刻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各種新型社會風險層出不窮，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許多矛盾以違法犯罪的形式進入司法領域，對司法機關通過辦理刑事案件，發揮刑事司法懲罰警示和教育矯治功能，充分保障人權，推動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和路徑。

通過這一制度設計，可以有效激勵罪犯認罪悔罪、積極改造。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置看，通過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給予程序上從簡、實體上從寬的處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誠認罪悔罪；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改過自新，回歸社會；有助于更好發揮刑罰的教育警示作用，促使更多的犯罪人員認罪服法。

通過這一制度設計，可以更好保護被害人權益，挽回受損權益。在對抗式刑事訴訟中，被害人權益保護和受損權益修復容易被忽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引入合作、和解、恢復性司法等現代化的司法理念，通過開展認罪認罰工作，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積極補救受損的國家和社會公益，有助于被害人和人民群眾獲得更豐滿的公正體驗。

通過這一制度設計，更有助于促進社會和諧，推進社會治理。通過開展認罪認罰工作，促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和解，有助于最大限度消弭社會戾氣，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大部分案件可以通過對立雙方合作、協商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在對抗中以強行裁判的方式來解決，這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刑事司法領域的具體體現。

基層實踐最生動，也最感人。作為一起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重慶市奉節縣某村村民冉某沒有想到，在奉節縣檢察院及當地政府的幫助下，自己不僅拿到了賠償款，還申請到了司法救助金。

2019年9月，冉某與鄰居李某發生口角，繼而發生打斗。打斗中，冉某受傷，經鑒定為輕傷二級。承辦檢察官仔細審查卷宗材料后，發現該案并不復雜，但被害人冉某曾是該村建卡貧困戶，2018年才脫貧。李某的家庭情況也同樣不是很好。

如何盡快讓被害人得到補償，防止兩個家庭因案返貧？奉節檢察官設身處地為雙方提出解決辦法，多次到當事人家中釋法說理，幫被害人申請司法救助金，最終促成雙方和解。奉節縣檢察院對李某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后，作出不起訴決定。

在基層，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來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協調經濟社會關系、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鞏固基層政權中可以發揮“緩沖”“黏合”作用，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與國外辯訴交易制度具有本質區別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與國外的辯訴交易制度具有本質區別。

這一鮮明特色，是由歷史發展、司法規律、現實需要、時代擔當等多種因素匯聚而成的。

讓我們聽聽實務界和法學界的權威聲音——

法學家陳光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從寬”這一面的體現，是懲治犯罪、分化瓦解犯罪團伙的有效手段，是實現繁簡分流、提高訴訟效率的良好途徑。

法學家樊崇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和制度實際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徐顯明：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務，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題中之義。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愛立：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和刑事速裁程序，不僅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改革舉措，也是司法實踐中形成的可復制、可推廣、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

最高檢檢察長張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意義非常重大的改革，本質上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種訴訟模式。

最高法大法官胡云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具有多重價值蘊含，特別是對訴訟當事人具有實在利益的法律制度，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精神和要求。

最高法法官楊立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寬嚴相濟、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規范化發展，是我國刑事法律制度自然演進的結果，是建立在本土文化、法治資源基礎上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制度。

……

植根歷史、遵循規律、貼近現實、面向未來，一項制度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

強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中國特色，就是要防止認識上產生誤區，實踐中走向歧路。我國在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適當借鑒了國外認罪協商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但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國外的辯訴交易制度具有本質區別。

首先是價值追求不同。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本質上是以人民為中心，追求真正的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同時提高司法辦案效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通過認罪認罰來爭取量刑從寬，而不是就定罪量刑進行討價還價，不允許司法權力進行無底線無原則的交易?？剞q之間既不涉及罪數協商的問題，也不涉及罪名協商的問題。而國外的辯訴交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檢察官可以就訴訟結果進行協商處分、交易還價。

其次，適用標準不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求司法辦案人員在嚴格依法辦案的前提下與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溝通協商，仍然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貫徹證據裁判要求，是否從寬及從寬的具體幅度，都要依照法律規定和政策要求來把握。而國外的辯訴交易，賦予了檢察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有的案件從寬幅度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認罪認罰從寬屬于‘法定從寬’模式，被告人認罪所帶來的處罰優待基于較為明確、剛性的法律規定?！敝袊ù髮W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熊秋紅說。

目的決定手段。只有正確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中國特色，正確把握認罪認罰從寬與辯訴交易的本質區別，才能確保這項重要的創新舉措發揮積極作用，實現立法初衷。

在爭論討論中凝聚法治的最大“公約數”

凡新生事物，必然要面臨種種質疑、重重考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不例外。

從開始試點到寫入法律，擔心和疑慮一直伴行。比如，會不會出現過分依賴口供，放松證據標準，造成對犯罪打擊不力的問題？如何防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發生司法不公、“花錢買刑”等腐敗現象？怎樣防止出現強迫認罪、假認罪問題？等等。

對于這些問題，從立法機關到最高司法機關，在頂層設計之初，就注意織密制度籠子。

2016年11月，試點啟動之時，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就聯合印發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進一步明確適用范圍、規范程序標準，確立了堅持寬嚴相濟、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和堅持證據裁判三個原則。2019年10月，“兩高三部”共同發布《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再次重申了這幾個原則，并在證據的證明標準、規范訴訟程序、加強監督制約以及加大對濫用職權、徇私枉法行為的懲處等方面作出更具體的規定。

此外，“兩高”有關負責人都在多個場合強調，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證據證明標準不降低。強調仍須按照法定證明標準，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全面審查案件，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把事實證據關和程序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生命線。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就對保障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作出了制度設計。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權，明確規定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都要充分履行告知義務。對于檢察機關，明確規定要把相關情況記錄在案。對于審判機關，明確規定開庭時要對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

值班律師制度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新設立的制度。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值班律師的在場權，明確了值班律師對于認罪認罰自愿性保障的職責，以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法律幫助、自愿認罪認罰，防止無罪者受到錯誤追究。

檢察機關也在用實際行動廓清迷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鋪開后，防止被“圍獵”是對檢察官的新考驗。對此，最高檢要求各地各級檢察機關進一步完善、嚴格司法責任制和內部監督，堅決懲治可能出現的司法腐??；主動加強與公安、法院、律師的溝通協調，聽取各方意見，接受外部監督。2020年5月，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督管理辦法》，全方位多角度有針對性地對檢察官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權力運行機制、監督管理措施等作出明確規定，進一步扎緊了依法規范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籬笆”。

再比如，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這樣的疑問：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是否影響庭審實質化？檢察官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會不會影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等等。

2019年11月，在最高檢組織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法同堂培訓班上，三位“大咖”直面了這些問題。

“以審判為中心的實質就是以庭審為中心，以庭審為中心的實質是以證據為中心。刑事案件查清事實、準確認定犯罪的關鍵問題，就是一切拿證據來說話。在法庭上，訴訟法規定指控證明犯罪的責任由誰來承擔？檢察官。指控證明犯罪是檢察官的責任，在法庭上必然要肩負起相應的主導責任?！睆堒姍z察長說，檢察官的主導責任是法律規定賦予的，庭審一錘定音的還是法官。

“速裁程序中，法庭查明案件真相的責任沒有減少，認定犯罪的證明標準沒有降低，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正義要求沒有改變?！弊罡叻ǜ痹洪L姜偉表示，檢察官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沒有沖突，兩者的宗旨和目標是一致的，檢察官主導責任不會削弱法官審判權的中心地位。主導責任履行得越好，案件的事實和證據就越能經得起法庭的檢驗，確保在懲罰犯罪的同時保障無辜者不受追訴，最終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著名刑辯大律師田文昌也認為，檢察機關的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完全一致。最后的裁判權還在法官那里，并沒有違背實質化原則。大部分案件簡化審理，為少量重大疑難案件精細慎重審理創造條件，更進一步體現了庭審實質化。

一場答辯會，一堂公開課。來自控辯審三方的權威聲音，產生了釋疑解惑、定分止爭、凝聚共識的積極引導作用。

任何制度都有觀察它的不同視角。爭論討論越充分，越能凝聚法治的最大“公約數”。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實踐中產生的積極效果，在推進國家治理中彰顯的制度優勢，則雄辯地證明，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不是權力是責任

全面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察機關要切實承擔起主導責任，發揮好主導作用。

檢察官的主導責任怎么理解？

按照法律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于刑事訴訟全過程，包括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都承擔著重要職責。但是，在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機關地位特殊，不僅是承上啟下的樞紐和監督者，而且是罪案處理的實質影響者乃至決定者。認罪認罰協商過程是在檢察機關的主導下進行。通過提出量刑建議，檢察機關對案件的處理意見對審判機關產生了實質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判決的內容，因而具有較強的主導性。

“檢察機關是國家追訴的執行者、刑事政策的調控者、程序分流的主導者、訴訟活動的監督者、案件質量的把關者，這多重角色決定了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中承擔主導責任，發揮重要作用?！敝▽W家卞建林教授如是說。

“主導作用不是權力而是責任！”張軍檢察長多次諄諄告誡各級檢察官們。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實施之初，由于工作量大、工作難度大大增加，多地檢察機關在辦案中存在不敢用、不愿用、不善用的問題。據統計，2019年1月，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只有20.9%。

承擔主導責任，發揮主導作用，關鍵是要落實在辦案中。2019年4月12日，全國檢察機關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會議提出，要樹立新理念展現新作為，真正體現檢察官在審查程序中的主導地位，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規定落實到具體案件中。今年1月18日，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上，張軍再次強調，要有力、平穩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依法“可用盡用”。

最高檢緊鑼密鼓，四級檢察機關全力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貫徹落實。

——立足批捕起訴職能，切實履行指控證明犯罪主導責任。在審查逮捕環節就注重做好犯罪嫌疑人的釋法教育工作，引導偵查機關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包括量刑證據，絕不能為了提速而降低證明標準，降低辦案質量。

——重協商促溝通，為犯罪嫌疑人打開認罪悔罪之門。過去，社會上往往把檢察機關只看作是犯罪的追訴人和懲治者，沒有充分認識到檢察機關法律守護人的角色?，F在，檢察官不僅要證明犯罪，還要認真研究案件事實、證據和法律適用問題，轉變訊問思路，從證據開示到釋法說理，讓犯罪嫌疑人心服口服，讓對方自愿選擇認罪認罰。

——對被害人進行溝通安撫，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將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意見作為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必經程序。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過程中，檢察官會積極征求被害人的意見，積極協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退賠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對特困被害人，檢察機關主動溝通協調，爭取司法救助，提升群眾的獲得感、安全感。

——依法用好起訴裁量權。轉變司法理念，體現檢察擔當，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敢用、善用不起訴權”。在辦理民營企業及其負責人涉嫌犯罪案件中，檢察機關積極適用不起訴，平等保護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對案情復雜或在當地有較大社會影響、社會關注度高擬作不起訴的案件，采取公開審查聽證的方式，主動接受外部監督，確保不起訴權依法規范適用。

——充分運用確定刑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檢察機關應當提出量刑建議，這是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法定環節。量刑建議確定與否，既是檢察官業務素質是否過硬的最直接體現，更是檢察機關能否履行好主導責任的最關鍵因素。為了把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設計落實到每一個具體案件中，最高檢修訂量刑建議指導意見，并與最高法共同修訂常見犯罪量刑指導意見，細化量刑標準；最高檢下發指導性文件和典型案例，加大培訓力度，為基層檢察官盡快補強能力短板指路護航。

……

責任重如山，擔山有鐵肩。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主動承擔辦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主導責任，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量刑建議采納率都在穩步提升。數據顯示，2019年6月至12月，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從39%提高到了83.1%。2019年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采納率85.04%，確定刑量刑建議占比36.8%；今年1月至8月，量刑建議采納率91.14%，確定刑量刑建議占比63.4%。

攜手各方形成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合力

承擔主導責任，絕不是唱獨角戲。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涉及司法理念和刑罰觀念變革、司法資源優化配置，涉及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各個環節，涉及公、檢、法、司等多個部門，是一項系統工程。

合作才能共贏。全面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必須廣泛凝聚各方共識，奏出交響樂，唱響大合唱。站位國家治理全局，秉持雙贏多贏共贏理念，檢察機關在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領導下，強化與相關執法司法機關協作配合，共同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落實到刑事訴訟各環節。

——制度引路推動辦案規范化。2019年10月，最高檢聯合最高法、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發布《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適用案件范圍和條件、“認罪”“認罰”的界定、從寬的把握、量刑建議的提出等作出具體規定，為辦案一線提供操作指引。2019年12月底，最高檢發布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其中對檢察機關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了具體規定，為一線檢察人員更好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操作指引。

——地方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大力支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以來，各地檢察機關及時請示匯報，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領導和支持。很多地方在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召開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工作協調會，協調各方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協商機制、銜接配合機制，形成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合力。多地人大、政協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落實情況開展專題調研、聽取審議專項報告，為這項制度在各地的順暢推進提供了強力支持。

——部門間協作走向常態化、制度化。各地執法司法機關建立日常聯絡機制，相互通報制度適用情況，共同研究工作中的具體問題，統一適用標準和程序銜接。比如，危險駕駛、盜竊、非法持有毒品等輕刑案件占比較大，“簡案快辦”對基層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有著重要意義。一些基層檢察院聯合偵查機關出臺危險駕駛、毒品犯罪等多類罪名證據指引，提高取證時效性和針對性；探索刑拘直訴辦案模式，大大縮短了輕罪案件辦案周期。

再比如，很多地方的基層檢察院、公安、法院探索推行“三集中”工作機制，即公安機關相對集中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相對集中提起公訴、法院相對集中開庭審理，通過批量移送、辦理、審理案件，有效解決了“小案件”耗費“多人力”的問題，顯著提高了辦案效率。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加強與監察機關溝通，細化完善監察調查與刑事訴訟程序銜接機制，充分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懲治職務犯罪中的積極作用，取得了積極成效。

又比如，如何消弭法官和檢察官在量刑上的分歧和差異，基層檢法之間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重慶市檢察院經與該市高級法院多次協調規范“從寬”的標準，明確將“認罰”作為單獨考量的量刑減讓情節。實踐中，檢察官主動與法官溝通，向法官請教，共同跑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最后一公里”。

還比如，特困刑事案件當事人特別是被害人救助，是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重要一環。檢察機關積極與地方政府、司法、民政、教育以及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等各方協調，建立完善特困被害人、涉案未成年人、涉案軍人軍屬司法救助、幫扶工作協作機制，切實把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法律援助有機結合起來。通過這樣一些措施，切實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修復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的積極作用。

——推動落實值班律師制度，保障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真實性。修改后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庇修q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參與，是確保認罪認罰自愿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確保程序正當性的關鍵所在。

2019年9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進一步完善了值班律師工作機制，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各個階段獲得有效的法律幫助。

在地方，各地檢察機關主動與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溝通，法律援助工作站已覆蓋55%的基礎檢察院，一些省市的基層院實現了值班律師派駐全覆蓋。

據統計，2019年，全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共轉交法律援助申請5.5萬余件，提供法律幫助案件近40萬件，其中參與認罪認罰案件近34萬件。

“辦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作為值班律師最深的感受就是極大提高了司法效率，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對抗情緒減少了，案件辦理質量自然更高。”四川律師張奕夫說。

在接受監督中匯聚民意汲取民智

各方齊努力，工作有成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整體運行順暢，制度優勢初步彰顯，問題和困難還有沒有？有。怎么解決？共同面對，共同探討，共同攻堅克難。

今年9月4日一大早，最高檢香山辦公區報告廳里熱鬧非凡，來自立法、司法實務以及高?？蒲袡C構的領導、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共赴一場思想盛宴——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討會。這是一場凝聚共識的思想盛會，也是一場匯集眾智的思想盛會。

今年10月13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在京召開。這次會議將專題審議最高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答卷成績如何？人民是否滿意？將在這次會上接受監督和審閱。問題如何解決？今后如何推進落實？也將在這次會上同商共議，作出謀劃部署。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貫徹、有效落實，離不開這樣的一次次思想交融、共同推進。在這個過程中，檢察機關要始終積極履行主導責任，與其他司法機關一道，與社會各界一同，為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法治智慧”和“檢察擔當”。（簡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