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名片

郝躍，1958年3月生于重慶市，籍貫安徽阜陽。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校學術委員會主任。1982年畢業于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半導體物理與器件專業，1985年獲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半導體物理專業碩士學位，1990年在西安交通大學計算數學專業獲理學博士學位。

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10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馬克思講過，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關照需求，冷靜樂觀，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科技工作者在不舍晝夜、板凳坐得10年冷中積累下的職業精神。

在日前召開的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向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強調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同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面前，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走出適合國情的創新路子，特別是要把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

圍繞這一要求，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郝躍在接受人民政協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代科技界急需開展初心教育、傳承科學家精神。

從好奇到嚴謹是科技工作者必經的成長心路

記者：您從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畢業后就直接任教。當時為什么會報考半導體物理與器件專業？

郝躍：我從小就酷愛無線電，從電子管到晶體管接收機。到了初中和高中，這個愛好達到了癡迷的程度。中學畢業之后我就下鄉當知青去了，之后招工到地質隊當了一名電工。1977年正好趕上恢復高考，我就選擇了當時還叫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也就是現在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半導體物理與器件專業。

我比較喜歡物理，本科、碩士讀的都是物理專業，到讀博士時，我換成了數學方向。那時很多人都說，人家都是從數學往物理轉，只有我是反過來的。我那時學數學有個明確的目標，就是要補上“嚴謹”這一課。因為搞物理主要靠的是實驗，而數學靠的是嚴謹的推算。

記者：在您看來，20世紀80年代您大學畢業那個時段，我國半導體水平與國際上最先進水平差距有多大？現在這一差距又有多大？

郝躍：早在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就批準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從13個方面提出了57項重大科學任務、616個中心問題，半導體技術、電子計算機等技術均名列其中。不過，在集成電路方面的差距，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非常大的。世界上第一個晶體管是1947年12月在美國新澤西州貝爾實驗室里問世的，而第一塊集成電路是1958年在美國德州儀器公司誕生的。到了1970年，第一塊集成電路微處理器Intel4004在美國產生。在同一個時段，我國只有為數不多的半導體生產線集中在國防領域。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產真正轉為民用的國家908和909工程，已經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了。

2000年之后，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巨大的需求市場，我國半導體集成電路領域的設計、制造、封裝等技術和產業實現了快速發展。目前來看，我國半導體領域發展水平與國際最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縮小，但基礎材料、基礎芯片工藝、基礎軟件和基礎制造裝備與儀器方面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破除“四唯”后，科技界唯什么？

記者：有人說，中國半導體專業的畢業生面臨的失業壓力最大，因為很多在校學習的東西，可能沒出校門就落伍了，這種情況是否真實存在？

郝躍：我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偏激。據不完全統計，在集成電路領域，我國人才缺口在10萬~20萬人左右，但全國范圍內所有高等院校培養出來的各類微電子和集成電路相關專業畢業生也只有幾千人，可以說，現在微電子和半導體集成電路及其相關專業的畢業生是非常搶手的。最近，國家還明確了將“芯片專業”（也就是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專業）正式列為一級學科。

當然，你提到的在學校學到的知識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代溝”的問題，過去很多學校理論教學是教得不錯的，但由于半導體集成電路的實踐涉及較大投入，大部分學校在實踐環節的教學是落伍的。這一問題在近年來引起了國家的重視，為此也加大了投資。比如國家發改委和教育部在積極推動集成電路產教融合平臺建設，我本人也是國家示范性微電子學院產學融合發展聯盟的理事長，目的就是要使學生在學校里提前了解到工業界先進的技術和先進的器件結構。將課堂教學盡早與實際相結合是下一步需要我們重點發展的。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談到很多問題，其中既涉及科研選題方向，也涉及研究方法論，還提到了研究目的。給我們的一個感受是，加快科技創新、持續為人民高品質生活保駕護航，中國科技界還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關要闖。作為業界人士，您認為當前科技界最應改變的是什么？

郝躍：我認真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我個人認為，這可能也說明，在這些方面，科技界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一說到基礎研究，大家都很重視，我目前還兼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學部主任。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是，國家非常重視基礎研究，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甘于坐冷板凳、不忽悠，能盡心盡力搞基礎研究的人，從某種程度上看是比較“吃虧”的。很多專業學習很好的學生，后來都去搞了金融、工商管理，我覺得這與社會大環境不無關系。同時我們也在橫向看，歐洲一些國家和美國經濟發展已經過了高峰期，這些國家的科研人員反而冷靜下來，安心在實驗室里工作。我們有些學者，到國外的實驗室里能坐得住，一回國，撲面而來的就是高度競爭，加之社會發展的大環境，很難平心靜氣坐得住了。于是學術浮躁和學風問題就比較難避免了?，F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破除“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這是對的。破除之后，在基礎研究領域，我們應該立什么？要建立一個怎樣的評價機制？“四唯”我們都不唯，拿什么來衡量科學家的貢獻？我想這還需要定一個量。

舉例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科技創新領域可以分為若干階段，相當長的一個階段里，科技研發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比如“兩彈一星”就是如此。“四唯”很容易定量，是一種定量的評價辦法，實行起來也比較容易和簡單，但主要都是圍繞個人的。那么破除之后，我們能不能唯科研群體、重申集體合作的重要性，努力發揮好群體在“四個面向”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唯個人的科研方式是西方國家所推崇的，今時今日，我們應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按照兩條腿走路，既發揮個人基礎研究的能動性，又加大對科研群體的評價和制度保障，走出一條屬于我們自己的科技評價之路?？傊@個問題需要盡早破解。

從冷板凳到產業應用一路靠堅守初心

記者：學術界對您的學術成就有段概括———作為我國著名微電子學與固體電子學家，郝躍院士開拓和引領了我國第三代（寬禁帶）半導體材料與器件的發展，創建了我國第三代半導體氮化鎵外延生長、器件結構以及制造工藝的理論與技術體系，實現了我國第三代半導體從核心設備、材料到器件的重大創新，為我國在氮化物第三代半導體電子器件步入國際領先行列作出了重要貢獻。您能否用比較通俗的話，來“翻譯”一下這些成就給百姓日常生活帶來的變化？

郝躍：從1990年博士研究生畢業，我在一個領域堅持了20余年，這個領域就是第三代半導體，或者可以稱之為寬禁帶半導體。首先要知道的是所有芯片都是由半導體材料制成的，半導體材料是指材料的導電性基于導體和絕緣體之間，如果導電性性質更接近絕緣體的就是寬禁帶半導體材料，這種材料分幾個方面。一是可以實現耐高壓器件，比如軌道交通和電網的輸變電用的大功率半導體器件。二是耐高溫器件，比如航天、鉆探、煉鋼領域，都很需要這種器件。三是適合于短波長的光電器件，如藍光和紫外LED等。四是超高工作頻率器件，比如5G的基站、雷達和通信等用的器件。20世紀90年代我到國外去開會學習時，發現當時國外學者對這一領域也不怎么重視，關鍵是這類材料很不容易制備。但我當時覺得這個領域發展苗頭特別好，回國之后開始組織研發團隊。從基礎設備開始研發，然后用自己研發出來的基礎設備生產高質量的材料，再用材料做成高性能的器件，最終形成電子系統。

我很高興的是第三代半導體的核心技術突破后，應用場景也越來越豐富，比如：目前幾乎所有5G基站、固態相控陣雷達系統的射頻功率器件都是用第三代半導體氮化鎵制造的，通信衛星系統用的也是第三代半導體，現在電動汽車中氮化鎵和碳化硅器件開始得到了廣泛應用。“十四五”期間，第三代半導體還將迎來較大的發展機遇，而且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發和應用在全球是領先的。只有突破基礎問題，創新發展，才能在全球科技和產業界獲得平等的對話機會。

記者：給我們的感覺是，您一直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的第一線，那么在原始創新“從0到1”的過程中，您認為哪個環節最難、甚至是梗阻？我們該怎么打通這個梗阻？

郝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對科研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我個人感覺，好的東西是不缺經費，不缺國家和企業支持的。而科學研究最大的問題還是急功近利，出于各種原因，不少學者急于盡早盡快發展而走“捷徑”。要傳承科學家精神，作為科技工作者應時刻想著當初我們為什么要從事科學研究。在科技領域加強初心教育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