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9月1日電（記者 顧意亮）“舍生取義、兒所愿也，遺書給我媽”……“湖北通城，李滿倉”“湖南瀏陽，王金斗”……“娘，孩兒不孝了”……戰士們綁滿手榴彈，一個接一個一躍而下。

此刻，無論是來自上海、湖北、四川還是廣西、寧夏、河南、山東、貴州，或者云南的小鎮鄉村，每個觀眾都淚目，“國人皆如此，倭寇何敢！”

2020年的暑期檔，電影《八佰》上演了。

2020年的夏天，“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火了。

“《八佰》上映前，平均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1000至1500人。隨著電影的熱映，客流量與日俱增。”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黨支部書記、副館長蔣善勇告訴記者：“不僅上海訪客眾多，很多還是從外地專門趕來參觀的，每天約有2500多人次，達到了防疫期間的參觀上限。每天的預約名額至少提前3、4天‘搶’，周末的熱門時間更是要提前一周預約。”

“四行倉庫”建于1931年，共有3棟建筑。謝晉元率領的八百壯士駐守的倉庫叫作“北四行”，是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四家銀行共同出資建成的混凝土建筑。

經歷大戰之后的“四行倉庫”，建筑本體被打得千瘡百孔，日軍占據之后曾為泄憤而大火焚燒，之后長期荒廢。1945年抗戰勝利后，鑒于整體建筑依然堅固，蘇州河畔的地理位置又好，便于水運和倉儲，“四行倉庫”經大規模修補后，繼續被作為倉庫和辦公樓使用。

對于“四行倉庫”，謝晉元將軍之子謝繼民，這位生于廣東蕉嶺，長于蘇州河畔的“上海寧”有著別樣的情感。

“您第一次看到四行倉庫紀念館是在什么時候？”記者問。

“那是在1985年吧，為了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在一批倉庫老員工們的倡議下，大家集資自建了一個紀念室。當時，我母親凌維誠和一批尚健在的抗戰老兵，一起擔任了義務講解員。”據謝老先生回憶，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在各方人士關心下，紀念室由“室”成“館”。不過，彼時最“彈眼落睛”（搶眼）的是一座位于一樓入口處擺放的謝晉元將軍紀念銅像，而紀念館本體實際上是一間不到40平方米、四面無窗、彩鋼板材質搭建的“亭子間”。

謝繼民曾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革楊浦區委會主委。他告訴記者，上海市政府雖已將四行倉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由于種種原因，保護現狀令人擔憂。“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在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期間，許多來上海參訪的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提出要瞻仰上海四行倉庫，卻因條件所限未能達到應有效果。國民黨原主席吳伯雄曾想參觀四行倉庫，后因相關部門考慮到周圍環境和設施陳舊實在無法接待而只得放棄。”

“弘揚抗戰精神，傳播抗戰文化，是民革一份特別的責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高小玫一錘定音。2012年全國兩會上，民革中央以集體提案形式，提交了《關于加強上海四行倉庫保護和開發的建議》，呼吁將四行倉庫舊址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將保護開發四行倉庫納入到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總體規劃中，發揮其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載體和凝聚兩岸血肉聯系的紐帶的作用。

2014年初，上海市政協委員、時任民革上海市委會副主委李棟樑提交《關于保護和修繕兩次淞滬抗戰遺址的建議》，建議盡快籌建四行倉庫抗戰歷史文化紀念館；同年9月，李棟樑再次提交《關于上海抗日戰爭紀念場館展覽的若干建議》，對四行倉庫及淞滬抗戰紀念館展覽內容提出具體建議，強調“展覽應全面反映全民族抗戰的歷史”。

“多年未保護性改造，只因‘清場太難’。”李棟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道出了個中原委。彼時，這座文物保護建筑實際上是一個大型文具禮品批發市場，租戶達200余家。這些租戶大多與業主方簽有長期合同，個別的還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以企業自身之力，著實難以推進改造。

有鑒于此，上海市政協組織召開了多次提案辦理協調會，邀請各相關部門的領導與會，聽意見共協商。作為提案主要承辦單位，上海市文物局明確辦理結果是“解決或采納”。有關負責人表態，對“盡快籌建四行倉庫抗戰歷史文化紀念館”的提議非常認同。

“與此同時，民革上海市委會一方面立即開展了相關文物史料的征集工作，另一方面邀請了來自臺灣文創行業的專家、大咖，圍繞四行倉庫和蘇州河沿岸的改造，出謀劃策。”李棟樑告訴記者：“我們把登琨艷等一批大師都請來了，走一走、看一看，不少改造建議后來得到了采納。”

2014年起，上海市、區兩級財政共投入4.5億元，對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閘北四行倉庫抗戰紀念地陳列館等5處抗戰和反法西斯戰爭有關的紀念設施進行了新建或改擴建。“不僅是政府投了錢，相關企業也是做了實事。”參與提案協調辦理的市政協相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作為業主，百聯集團主動提出，整體拆除搭建的樓層，讓四行倉庫盡可能地保留歷史原貌，還將西側一、二、三層逾4000平方米的面積，無償劃給原閘北區文化局。周邊廣場、停車場的業主光明集團、錦江集團等國有企業，也將用地退讓出來。一下子，有了‘輾轉騰挪’的空間。”

2015年8月13日，作為上海唯一的戰爭遺址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落成開館。進入展館，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謝晉元奔赴戰場前夕寫給妻子的一封家書。信中寫道：“職責所在，為國而不能顧家也……”謝繼民對記者說：“我至今牢記，父親曾說，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假使軍人怕死、不抵抗，后代就會成為亡國奴。”

展館外的西山墻上，當年戰火留下的密布彈孔清晰可見，無聲訴說著當年戰事的慘烈。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些彈孔均是當年淞滬會戰中留下的，在戰后被封堵。后來在修繕的時候，利用現代化手段，經過定位、取樣、打磨、加固等工序，將這些彈孔的原貌一一還原。

如今，此處是參觀紀念館的觀眾和游客必肅穆“打卡”之地。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之前是獻花的游客多，《八佰》上映之后，有觀眾特地在西山墻下放下了幾支煙，并喊話：“羊拐、老鐵，煙是你們的命，給你們的煙收到了嗎？”

羊拐和老鐵都是導演管虎虛構的人物，但儼然成為《八佰》群像中令人難以忘懷的角色，男兒到死心如鐵！也讓觀眾無法不想象，當年的保衛戰中，可能真有這樣的中華好男兒。

采訪完畢，記者走出四行倉庫大門之前，特意拿出手機拍照留念。鏡頭內外，有個有趣的發現，戴紅領巾的孩子不少，小哥哥、小姐姐也不少，目之所及，明顯是黑頭發的人數遠遠大于白頭發者。

這一屆年輕人真給力！唯有銘記，不負犧牲，炎黃子孫誓不再受此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