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9月1日電 （記者崔呂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那么，在人口集中的大型城市，我們應如何獲取環境所饋贈的“金山銀山”？上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在京閉幕。本次會議以“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為主題協商議政。會議間隙，圍繞上述問題，多位常委談了自己的看法。

發展綠色經濟應摸清家底

當地時間8月18日，阿聯酋納斯達克迪拜交易所舉行了中資銀行首次在迪拜發行綠色債券的鳴鐘儀式。

“與中國當前巨大的經濟體量相比，綠色金融產品所占比重較低，其發展遠未達到天花板。”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此前表示。

據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數據，僅“十三五”期間，每年需要的綠色投資規模大約3萬億元人民幣，而政府出資只占10%至15%，其余資金均需從社會部門進行融資。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日前表示，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基礎性制度體系日臻完善，已形成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四大支柱”。而在制訂“十四五”規劃時，要強化各項政策的綠色因素，應就綠色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未來的路徑作系統性安排。

綠色金融對應綠色經濟。在全國政協常委、審計署副審計長秦博勇看來，“十四五”期間，應著力做好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厘清各類自然資源、各類產權主體之間的產權邊界，確定各類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清單、收益比例。

摸清家底目的是有的放矢。秦博勇建議，應探索國有資源出資人制度，將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和國有資源所有者的職能分離。破解資源管理體制和資源配置機制等方面的障礙，探索培育適合交易的碳排放權、水權、林權等自然資源產權使用權、收益權的市場化交易方式和交易場所，真正建立產權界定清晰、市場定價合理、交易渠道通暢、監督保護到位的產權交易流轉機制。同時，應健全完善資源調查、評價、監測制度，盡快統一規范耕地、林地、草地等相關資源的確認標準，避免數據交叉，解決自然資源資產底數不清的問題。

循環經濟是城市獲得“金山銀山”重要途徑

談綠色發展，就不得不談循環經濟。循環經濟不僅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十一五”至今，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一批節能、循環經濟的重點工程已陸續建成。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如何對待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關系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堅持。

“循環發展，不進則退。”據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高小玫介紹，從目前看，我國循環產業的推進尚處初級水平：一方面資源化門類不全、利用效率不高、產業規模不大；另一方面行業規范不強，如一些小再生企業自身成為環境的加害者而被清理整頓。循環產業缺乏市場化內生動力和有機的產業布局，影響著資源化利用的積極性。如此，廢棄物仍是廢棄物，困頓于垃圾的處置，不能取利于資源化利用而走上“可持續發展”。

“‘十四五’期間，我國要實現循環產業新的躍升，就不能總因為資源長期短缺，因而資源循環不如建設優先，更不能認為‘再生利用’短期內看不到資源價值和經濟意義，就止于解決麻煩的處置（如垃圾分類）。”高小玫同時認為，目前看，發展循環經濟的機制政策、行業管理及市場制度不匹配。循環經濟、資源化利用的各類技術應用模式，需要不同于傳統部門職能的系統配合；廢棄物要能夠循環，需要依靠更為嚴格的組織管理。當前政府端的短板明顯。如循環產業各鏈條找不到對應的職能部門；自發形成的利廢小企業失于行業規范；有著正外部性的循環利用產業因未做資源環境計價全成本核算，難以獲取應得的循環利益。

“個人認為，循環產業，是城市獲得‘金山銀山’的重要通途，是城市的‘綠色富礦’，發展潛力巨大。為此，我建議，依據建立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要求，謀劃‘十四五’規劃循環經濟發展。落實生態有價損害擔責原則，制定為產出廢棄物‘擔責’的普遍付費機制，使得循環產業相關產品和服務順暢進入市場并產生利潤。”高小玫進而提出，對于強正外部性的循環利用技術研發活動給予財政補貼，研究開征碳稅等資源利用稅。構建區域協同資源循環利用機制。從生產系統和生活系統循環的鏈接出發，落實生產系統協同處理城市及產業廢棄物，貫通部門壁壘，建立循環產業全環節友好的制度體系和管理機制。

高小玫還建議，將循環產業納入“現代產業體系”建設。以產業的需要去看待循環型產業。引入市場機制，即在規劃計劃、財稅政策之外，研究和運用市場化政策。建立普遍完整的廢棄物回收、再生資源利用、再生產品應用循環產業鏈，支持針對資源化利用的各類廢棄物專項收集；鼓勵探索各種能量利用運行模式，輔以政策支持、管理匹配；加大建設資源循環利用的技術工藝創新、綠色認證標準、綠色信用管理等基礎制度的力度等。

“與之配套，財政投資也要加大向循環產業發展、利廢技術重點攻關項目等傾斜；加大環保科技型企業的科創板上市支持力度；落實政府綠色采購制度；推廣設立、積極發揮綠色基金引導作用，創新融資模式，通過PPP（政府社會資本）、資產證券化等模式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釋放循環產業的拉動潛力。”高小玫這樣說。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劉旭明確提出，建議“十四五”時期，將生態資源資產納入國民經濟規劃目標，爭取實現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態資源資產的雙富裕。

“我建議，‘十四五’期間，建立生態資源資產統計核算技術指標體系和可復制推廣的計量核算方法，開展生態資源資產清查核算工作，將生態資源資產列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作為官員考核和離任審計的重要指標；培育生態產品生產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研究建立生態產品分類目錄，大力培育生態產品的市場主體與利益分配機制，形成政府主導調控、企業投資獲利、個人經營致富的生態產品發展利益分配機制；構建支撐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市場配置的體制機制，研究建立可交易的生態產品市場化實現路徑，建立鼓勵生態產品生產供給的綠色金融與財稅政策。”劉旭這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