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民間借貸等話題，近期再度引發熱議。筆者認為，利率市場化是大勢所趨，應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如調整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應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審慎進行，避免對市場產生過大沖擊。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在民間借貸長期發展過程中，利率高低頗受關注。因而，如何確定一個合理的利率區間特別是該不該設定利率上限，業界和學界進行了較多討論，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有必要設定利率上限；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取消設定利率上限的政策；還有觀點認為，不必糾纏于設與不設利率上限，更重要的是找到突破“二元論”的利率監管方式。

在我國，對金融機構和民間借貸的利率，則是分別采取了不同的管制政策。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一般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監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對金融機構貸款實行上下限管理。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出《關于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全面取消對貸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交由金融機構自己進行市場化定價。因此，原則上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上限可以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但實際上，央行通過市場利率自律機制等形式，仍然對貸款利率進行一定管理。

民間借貸的利率，則主要由以最高人民法院為代表的司法機關進行規范。199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此次對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規定，俗稱“四倍利率”。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更加靈活的“兩線三區”取代了“四倍利率”。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金融機構利率上限已經放開，“兩線三區”規定適用于民間借貸，但在實踐中，部分法院也以“兩線三區”來約束金融機構的信貸行為，從而造成利率上限管制政策的“雙軌制”。結果是，不同的法院立場、裁判不一，給金融機構帶來困擾。

近期國內學界和業界關于修改完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該不該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管制；第二，該不該設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第三，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該如何設定。

考慮到當前經濟環境和突出問題，我國可以繼續對民間借貸利率進行適當約束。但如果運用計劃手段、法律手段，直接干預金融運行規律，強行打破“風險定價”“收益與風險匹配”等原則，可能出現如下幾類問題：一是部分民間借貸資本因法律風險加大退出，民間借貸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愈演愈烈；二是由于利率受到嚴格管制，部分利率將以名目繁多的費用出現，民間借貸市場更加不規范；三是司法部門加大打擊力度，大量民間借貸行為轉向地下，民間借貸陽光化停滯；四是部分債務人或將逃廢存量借貸的本金和利息，存量業務風險大大增加，影響正常的金融秩序；五是由于實踐中部分法院以民間借貸利率約束金融機構，過低的利率上限將使信用卡等金融業務受到沖擊。

目前，我國民間借貸市場一些問題的確較為突出：一是借貸成本不透明，以“砍頭息”為代表，部分借貸平臺在利息之外收取過高的違約金、服務費、保險費等費用；二是催收行為不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暴力催收問題，同時也存在群體性逃廢債問題。相較于利率問題，這些問題更具緊迫性，亟待司法部門采取司法手段加以解決。在這個過程中，要進一步推動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既要保護借款者的合法權益，也要保護民間資本和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兩個方面都不能偏廢。同時，還要加強對民間資本引導，大幅度放寬民間資本準入，推動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董希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