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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永紅和她的助學故事
委員簡介:
孫永紅,安徽省政協教育界別委員,農工黨安徽省委委員。2004年以來,她先后對200多個家庭困難的孩子傾心傾力相助,在本職和履職中展現著對教育民生的高度關注。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應當如何做好本職工作?
——靜下心來教書,潛下心來育人,辦人民滿意的教育。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應該怎樣履職?
——從界別中來、到界別中去,宣傳黨的政策、傾聽群眾呼聲、反咉群眾意愿。
而同時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政協委員的孫永紅,對本質和履職還有著另外一層的理解和演繹——盡自己所能,對教育扶貧和捐資助學身體力行。
16年前,她與一位輟學少年邂逅,打開了一扇捐資助學的大門。這讓她對教書育人多了更深的體會,也更強化著以后在政協履職中的為民情懷。
孫永紅
特殊“母子”
2008年3月8日,在孫永紅的辦公室里,上演了一幕非常具有儀式感的場景。
一位在外地某高校讀大三的小伙子,經過數小時的車程,手捧鮮花出現在孫永紅的面前,并鼓起勇氣說:“媽媽:節日快樂!”
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個特殊時刻——生平第一次喊“媽媽”。不過,被喊“媽媽”的孫永紅并不是他真正的母親。
這段特殊的“母子”緣分,見證著一段暖心往事。
2004年8月初的一個傍晚,工作了一天的孫永紅走出辦公室透氣,突然發現不遠處的立交橋最高層上站著一個年輕人。
這是一個上下共4層的立交橋,正常情況下,沒人會步行到最高層。孫永紅的第一直覺是“他狀態不太對勁”。于是立即和司機以及單位保安立即驅車上橋,并將這個人拽了下來。
這個被拽進車內的年輕人名叫林輝。當時已經讀完大一的他,遇到了特殊的家庭狀況而心結難解,甚至在退出了學籍后,走上了立交橋的最高處……
林輝有著他不愿回首的少年時期:自小被生父母遺棄,由兩個年近60的兄弟收養并培養長大。面對眼前這個年輕人,孫永紅想幫他一把,“孩子正年輕,放棄學業太可惜了。”孫永紅勸說林輝重新回到了課堂。
但原學校已經回不去了,林輝就在孫永紅創辦的高考補習學校準備來年高考,吃住學全免。作為回報,他每天中午在學校食堂幫忙維持20分鐘的秩序。
第二年,林輝考到了省城以外的一所高校。孫永紅為其準備了大學四年的學雜費。還為他買了一臺電腦,“很多孩子上大學都有電腦,他沒有的話會有失落感。”孫永紅說。
每個月,孫永紅為林輝提供300元的生活費,同時找到學校說明了情況,希望學校能為這個特殊的孩子提供一份勤工儉學的機會。在學校的支持下,林輝又多了300元的勞動收入。
孫永紅關注林輝的每一步成長,且和其輔導員保持著密切溝通。而林輝也樂于和她匯報思想動態,分享自己的每一次進步和喜悅。
由于自小被生父母遺棄,林輝的口中從未叫過“媽媽”。在與孫永紅的接觸中,他漸漸生出了一個想法——他想當面喊孫永紅一聲“媽媽”。
他于2008年3月7日向孫永紅發了一個短信,明確表達了心愿。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第二天一早便坐上了趕回合肥的汽車……
十多年過去之后,林輝已經成家立業。而這期間,更多“翻版”的林暉故事又持續上演。
更多的不解之緣
孫永紅有著多重身份:安徽省政協委員,農工黨安徽省委委員等。而她的本職是一家民辦學校的創辦人。
2003年始,她創業從事民辦教育,從高考補習學校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教育集團,學制貫穿基礎教育全程。
作為一名教育企業的負責人,她不斷發展著自己的事業。在此過程中,她與更多需要幫助的孩子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林輝上大學之后,另外一個小女孩朱玲走進了孫永紅的生活。
朱玲是一名孤兒,經當地婦聯介紹來到孫永紅身邊。朱玲平時在學校里上課,住學生宿舍。每到周末,孫永紅就把她接回家里。
孫永紅的學校是寄宿制學校,周末時學生會被各自家長接走,“這時候小孩的心理是最孤單的,所以要把她接到家中來。”如果自己沒有時間,她就委托弟弟及其家人代為照顧。
從小學到中學,朱玲感受著與其他小孩幾無二致的家庭溫暖,直到考上大學。
從2013起,先后有6名孤兒來其學校就讀。和朱玲一樣,在雙休日和國家法定假日,她們會被孫永紅接到家中一起生活。只要有時間,孫永紅會開著車帶孩子們在合肥周邊走走看看,讓她們感覺城市的日新月異,感受生活的美好。
在孫永紅的家中,有一個安置著兩個高低床的房間。現在每到周末,分別有2名高中生女孩和初中生女孩生活在這里。
除此之外,她的學校里每年還有一定數量的留守兒童周末無人接送。因為自己家中已有需要看管的學生,她就請人或發動學校老師代為照顧。
自2006年9月至2019年底,從開學的第一天到學期結束最后一天,共有61個孩子。其間產生的費用,全部由她承擔。
2016年11月10日,孫永紅(左二)前往金寨縣吳家店鎮包畈村,回訪五年前資助貧困家庭求學的孩子。
在校內展示愛心的同時,她也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捐贈。且作為一名農工黨員,她對“同心示范工程”同樣積極參與。
2013年7月17日,農工黨安徽省委“同心示范工程”捐資助學簽約儀式在安徽省金寨縣吳家店鎮包畈村舉行。在這個儀式上,孫永紅作為農工黨員企業家代表,捐資助學了16家庭困難的學生。在此后的2年內,她又先后資助了2批 共20個孩子。
這些孩子中有8人來到孫永紅的學校,以吃住學全免的方式在其學校讀書。其余的孩子,她則以捐款捐物的方式給與幫助。
每逢寒暑假,孫永紅都用車子把孩子們送回家,同時順便到其他受資助的孩子家中看看。她的車子后備箱里總是塞滿了牛奶、糖果,有時候還買點煙帶上——她試圖把這種物質資助,營造成一種走親戚般“看望”。
孫永紅是心理學的研究生,在幫扶過程中,對方的心理感受她會時刻注意。
“每年春天,我會給個別學生家長1000元錢讓他幫忙買一個豬仔,年底時會再給4000元錢買這頭豬的肉。”在孫永紅看來,扶貧過程中必須要注意對一些貧困家庭生活積極性的激發,“扶貧不能培養懶人。再者說,這樣做能淡化受助者被人幫助的感覺。”
在踐行“同心示范工程”的過程中,老區孩子的教育狀況讓她印象很深刻。自2012年開始,她在其學校的高中部設立一個專門的班級,每年差不多有20多個是來自老區和其他貧困地區品學兼優的孩子來到這里免費學習。近年來的高考中,其中很多孩子考入了國內知名高校。
愛心傳遞
據不完全統計,自2004年開始,孫永紅直接幫扶和資助的貧困青少年超過了200人。
結合自己從事教育行業的實際,孫永紅讓“知識改變命運”在這些孩子身上變成了現實。為此,她感到十分開心。
“在我的學校中,難免能遇到一些孤殘兒童,或者家庭異常困難的孩子。或許是出自社會責任,或許是出自母親的本能,對他們總想上幫一把。”孫永紅說。
她表示,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受到教育能改變人、發展人、提高人、完善人和成就人。“那些身處逆境的孩子,如果有人幫他們一把,改變的不但是他這個人,也是他們整個家庭的未來。”
這是孫永紅近年來對教育扶貧工作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其實也來自于愛心的傳遞。
40年前,來自農村的孫永紅來到省城讀書,受過無數人的幫助,這讓她一直歷歷在目。在她的意識里,沒有別人的幫助,就沒有今天的自己。“現在自己有能力幫扶需要幫助的人,就覺得獲得感、幸福感都是滿滿的。”
別人的善行影響著孫永紅今天的言行,而她的行為也逐漸感化著自己身邊的人。
2017年,她和弟弟以及幾位熱心朋友組成了一個愛心小分隊,隊員中有教育工作者,有醫務工作者,也有媒體人,大家可以各自發揮所長給孩子們提供幫助。孫永紅給這個愛心組織取了一個名字叫“在路上”。三年來,共有20余名孩子得到了不同形式的資助。
孫永紅認為,善舉不僅能影響身邊的親人朋友,對孩子也是一種積極引導。
“這些助學行為,應該也能激發起孩子們內心的感恩情懷,這種情懷可能會幫他們樹立一種責任意識。”在她看來,教育的意義本來就不僅僅紙是給孩子傳授知識,考好成績,也包含對孩子們的情操的不斷培養和提升。
她同時認為,這對學校的全體教職員工同樣是一種精神引導,讓大家為辦好學校而凝心聚力,這也是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基本前提之一。
另一種呈現
教育扶貧是孫永紅教育工作和事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顯然不是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全部要義。
“教育事業包羅萬象,我做的只是本職或者說是盡了一點社會責任。”孫永紅認為,自己從事教育,熟悉教育,知道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有哪些抓手和努力方向。其中有一些問題,是可以個人解決的,但更多的是個人解決不了。
個人解決不了的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關注。但是,路徑在哪里?
2012年元月至今,孫永紅當選為安徽省政協十一屆、十二屆委員,兼教科文衛體委員。
這為她打開了一扇從學校到社會更寬廣的大門,教書育人的情懷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呈現。“成為政協委員之后,一些現象可以借助政協的平臺呼吁,得到更大范圍的關注,這為自己實現辦人民滿意教育的理想增添了信心和底氣。”孫永紅說。
孫永紅參加2020年省兩會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政協委員要樹立履職為民的情懷。而作為一名教育界別的委員,教育民生成為了她履職的重要著力點。
天天和學生接觸,讓她對學生在上放學路上的交通安全,多了一份敏感。2012年,在她剛成為省政協委員的首次省兩會上,她即向會議提交了“關于加快推行校車制度的提案”。
“這是我第一次履職,沒想到被立案了,更沒想到當年省教育就開展了調研工作,次年就在全省予以推行。”履職的初戰告捷,給予了她很大鼓舞。
在日常的學校管理中,部分學生出現的厭學、逃學、焦慮、人際交往障礙以及自我為中心等不健康心理,讓她高度關注。2014年,她向省政協全會提交了“關于加強中小學校心理健康咨詢室建設的提案”。建議引導緩解學生壓力,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提高他們抗壓能力,塑造他們樂觀向上、人格健全的學生品質,促其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時隔一年后,安徽省在全省中小學校陸續開始建設心理健康咨詢室。建設標準采用的是其提出的建議,有的城市不僅出臺了相關建設標準,還實行了不同程度的獎補。”
針對家長上下班和孩子放學在時間上的沖突,在2016安徽省政協全會上,她提交了“關于開設‘四點鐘學校’試點的提案”,建議讓學校提供延時服務,解決接送孩子家長的后顧之憂,同時推進學校開展素質教育。提案交辦后,在教育部門的強力推動下,目前全省各城市已陸續開展(有的城市叫“三點半學校”)。
作為教育扶貧的踐行者,她發現社會各界和相關部門每年開展的大量捐資助學活動,其中的助學資金需要更進一步地合理分配利用,“有些學生家庭享受低保,同時還享受幾個部門的助學金,而有些貧苦學生卻無法享受,導致這部分資源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她建議要加強協同,對捐資助學的資金實施統一管理、發放和監督,得到了相關部門的重視……
履職8年多來,她從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視角出發,提出了多條涉及教育民生的意見建議,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采納。“作為一名委員,我感到很滿意,也切實感受到政協委員的榮譽感和自豪感。”
孫永紅認為,這些命中“靶點”的意見建議,很多來自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來自于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所思所想,“作為一名省政協委員,要履好職盡好責,就一定要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社會關注哪些?”
用心、用力、用情,是她的履職體會和經驗。
“在今后的履職過程中,我將繼續關注有關教育民生,把百姓的呼聲通過她帶給政府,這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孫永紅表示,2020年是國家脫貧攻堅全面收官的決戰決勝之年。作為政協委員,將把教育與扶貧有機融入到參政議政中去,使履職更具情懷和政治擔當。(文中林輝、朱玲系化名)
編輯:周佳佳
關鍵詞:孫永紅 助學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