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

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　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國經濟呈現快速復蘇、總體向好的態勢。這說明，只要做好常態化防控，既可以在全球率先控制疫情蔓延，也可以率先實現經濟的由負轉正，下面我主要提三個方面的建議。

第一，要學會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做好經濟工作。一是有度防控。不能因一個市、一個縣出現零星病例就暫停所有活動，不應存在零星病例就問責、追責，防止各地區、各部門在防控措施上層層加碼，放大對正常生產生活的影響。既要嚴防死守，也要盡可能減少防控代價。二是劃小單元。以縣級行政區為單元劃分風險等級，在疫情初期是必要的。這次北京疫情反彈，劃小空間單元，以街道鄉鎮為單元劃定風險等級，大大進了一步。今后再出現疫情零星反彈，建議考慮社區、單位為單元劃分風險等級，避免一個病例殃及一個城市。三是調整考核。今年不提增長速度，有關地方部門過去與增長速度掛鉤的考核應隨之調整，按照“六保”要求，調整地方政府年初確定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招商引資等指標及其考核，調整財政部門對銀行利潤增長、監管部門對銀行不良貸款以及銀行對民營企業不良貸款的考核等。四是搬到線上。政府涉企服務應按照能搬即搬原則，把可以搬到線上辦理的事項搬到線上，推進企業登記審批、中介服務評估等線上辦理，防止因政府的一個批文而影響企業的經營和投資。目前保企業的優惠政策涉及部門多，應該實現所有政策“一網告知、一口受理、一窗通辦、一網查詢”。要趁熱打鐵，打通各部門、各地區的“數據孤島”。只要下決心，短期也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加強財政貨幣政策與結構性政策的協同。一是設立去“僵尸企業”財政資金。允許地方政府使用直達市縣的財政資金解決地方國企中“僵尸企業”多年拖欠的職工工資、社保等。這些錢也是發到職工手里的，既可以保當前的民生，也可以清除“僵尸企業”“死不成”在解除勞動關系方面的障礙。二是防止給“僵尸企業”輸血，防止地方政府指定銀行或銀行自愿給“僵尸企業”增加貸款。三是切實降低融資成本。在落實銀行讓利1.5萬億元的政策中，要對民企貸款利率、債券利率一視同仁。對銀行違規收費特別是隱蔽性收費，監管部門要加大處罰力度。四是加強銀行與互聯網企業合作。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要更多運用新思維、新工具，防止貸款“壘大戶”，防止銀行通過改變企業規模等變相完成給小微企業貸款的任務。

第三，正確理解和解讀雙循環。一是準確把握“雙循環”。“雙循環”絕不是放棄國際市場，建議有關部門準確解讀，不要讓外貿企業產生今后國家不鼓勵出口的錯覺。二是加強對出口企業的保護。我國68%的出口是來自于中小企業，其中主要是民營企業，要幫助他們保住而不是放棄來之不易的國際市場份額。三是加強對現有外資企業的保護。擴大開放，既要重視不斷擴大開放的領域，不斷縮小負面清單，也要重視保護現有的存量外資企業，防止外資企業外遷。一些制造業的外資企業處于產業鏈的關鍵環節，保產業鏈安全也要注重保住這些外資企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不斷完善發展框架　進一步釋放結構性潛能

當前，我們要推出以釋放結構性潛能為重點、能夠提振信心和預期的重大改革開放舉措，這里包括：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重點是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向集體組織以外有序流轉以及配套改革；空間規劃制定與公共資源配置領域的改革，空間規劃也要落實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人口的流向反映的就是市場力量。要堅持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建設用地指標、公共資源配置、財政補貼資金等都要按照人口流向分配，城市等空間規劃應定期依據人口變動進行調整。

同時，我們可以提出一個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龍頭，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

具體說，“1”是指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夠產生更高的集聚效應、更高的要素生產率，今后10年，中國經濟的大多數增長潛能將出現在這一范圍，人口流動趨向反映了這一發展規律。

“3”是指基礎產業開放競爭、提升效率，降低全社會的基礎性成本；消費結構升級，重點是低收入階層增加商品消費，中高收入階段擴大服務消費，產業結構優勝劣汰、提升在價值鏈上位置為導向的轉型升級；加強基礎研發、源頭創新的能力建設，為長期創新打牢基礎。

“2”是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全方位地為經濟社會發展賦能。這是全球范圍內的前沿性新潛能，我們有先行理念支撐、超大規模市場等重要條件，有可能形成競爭優勢，不僅對追趕進程提供支撐，也可以引領全球范圍發展方式轉型。

與此同時，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在放寬準入、促進競爭上，也要有一些標志性的大動作，比如石油天然氣行業，上中下游全鏈條放寬準入，放開進口；通信行業，允許設立一兩家由民營資本或包括國有資本在內的行業外資本投資的基礎電信運營商。這樣的改革既可以帶動有效投資，更重要的是降低實體經濟和全社會生產生活的基礎性成本。

改進和完善社會政策，加強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改革和建設，在“保基本”基礎上，重點轉向人力資本“提素質”。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另一個重要戰略。加強市場消費能力向生產能力、創新能力的轉化，中國不僅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更應成為產業鏈效率高、應變能力強、最具競爭力的生產基地和創新大國。

在創新居于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若干城市，像當年辦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不合理約束，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營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學發現的機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產生諾貝爾獎級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國特色、與國際一流水準接軌的新型大學教育和研發機構。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鋁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葛紅林：

農村人才“能進能出”利在長遠

上半年的中國經濟表現，顛覆了一些國外媒體和經濟學家的預測，更是許多國外政客不想看到的結果。下半年的中國經濟表現，將比上半年更好。要特別注意兩個加強：一是加強宏觀政策協同性和對產業政策的指導性；二是加強產業政策的精準性和對微觀政策的傳導性，高質量地形成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的政策鏈，有效防止政策傳導脫節或對沖。

就當前農村的改革發展，建議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改革探索，實現成員從“能出不能進”到“能出能進”的轉變，促進急需人才移民下鄉，優化人力資源結構。

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政策現狀是成員能出不能進，即農村居民可以放棄農民身份，進城入戶，而城市居民卻不能“移民”到農村，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從而限制了“人才下鄉”。看著日趨嚴重的農村基層干部老化、外出務工的人力資源流失，卻難以得到及時的補充，再加上每年不少從農村考出去的大學生，轉換身份成了城鎮人口，進一步“抽”掉了農村人才血液。

鞏固脫貧和鄉村振興，須實現城鄉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特別要突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障礙，實現成員“能出不能進”轉變到“能出能進”，通過人才移民下鄉，改變農村人力資源結構，功在當前，利在長遠。在把握好尊重原村民意愿，保護原村民權益的前提下，建議積極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改革，建立其成員“能出能進”制度，推動對農村有情懷、有技能、有實力、會經營、善管理等人才移民下鄉。特別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大學生，原本他們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只是后來上學轉換了身份，可以將他們作為鼓勵移民下鄉的重點人群，甚至享有原籍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城鎮戶口的雙重身份。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投公司原副董事長、總經理屠光紹：

進一步擴大有效投資要三管齊下

上半年，我國投資的基本情況比較樂觀，4個亮點令人鼓舞：第一，基本實現了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的結合；第二，基本實現了有效投資與深化改革并進；第三，基本實現了擴大投資與開放的互動；第四，基本實現了有效投資與營商環境優化的關聯。

下一步，圍繞進一步擴大有效投資，幾個方面問題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視。

第一，要從有效投資變為投資有效。3月以來，特別是進入二季度后，各地的投資項目紛紛開工，不少地方集中幾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資金，推動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項目一起開工，這當然鼓舞人心，很多項目也有很強的帶動作用。但要通過統籌謀劃，既要保證開工率，也要做好相應配套工作，使得建設項目在形成之后，效益能夠及時顯現出來，要發揮好投資對穩增長，特別是調結構的重要作用。

第二，要讓融資服務體系更能適應擴大有效投資的需求。投資的一般特點是期限長、資金量大，也有風險容忍方面的需求。而要適應這種需求，融資體系也需要進行相應的優化完善：比如少變多，即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比如短變長，當前融資市場最大的瓶頸，就是短期資金多，長期資金不足，建議形成更多長期資金，以支持有效投資；比如債變股，將債務性融資變成權益性融資，有利于降低杠桿率，也有利于發揮好資金主體的作用；比如“死”變“活”，通過金融服務供給盤活沉淀資產，為各類投資主體籌集資金。

第三，要關注吸引外資的國際環境。外資是我們擴大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在吸引外資方面，當前我們也有諸多利好因素，例如中國經濟率先復蘇、中國市場正處于消費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刻，加之近期開放力度大、營商環境不斷完善，這些對外資而言都有相當的吸引力。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我們也面臨著更加復雜和極大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要認真分析國際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抬頭上升對跨境投資的影響，也要研判包括美國貨幣政策、美元體系變動對資金流動的效應。歷史分析表明，過去每次大的全球的或者區域性的經濟危機或重大事件，全球美元流動基本上都分為三個過程：危機開始的時候，美元回流美元資產，美元指數上漲，非美元貨幣資產下跌，這是一般避險的結果；隨著美聯儲放松貨幣政策，美元又外流各個經濟體；當美聯儲貨幣政策開始收縮，美元將再次回流。當然，今后這種現象會是如何變動還需要關注，但我們應積極分析、作好預案、采取措施、認真應對，既用好外資，也要防范好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

加快構建新格局　培育競爭新優勢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與政協經濟界委員座談時強調：“面向未來，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我國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是關系我國國家安危和發展前途的重大謀劃、戰略棋局。從國際環境看，無論是短期內的客觀“隔離”現象、“孤島”行為和“逆全球化”思潮，還是長期內各國試圖發展獨立產業體系的可能性，國際循環體系需要再部署、再調整。從國內環境看，發揮“中國制造+中國消費”的超大規模融合優勢，構建完整的內需循環體系，促成強大國內市場，提升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性和國際競爭力，是我國經濟的信心和底氣。

首先，緊盯國內循環發展的重點，精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要做的：一是深化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重點完善產權和要素市場的法律制度，鞏固降低宏觀稅負的成果，完善保護市場主體的體制機制，穩妥推進農村“三塊地”改革，注重對農民的金融資本武裝，建立扶貧脫貧的長效機制，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在生產環節，重點解決國民經濟中房地產和金融行業占據金融資源過多的問題，暢通實體經濟融資渠道。比如，在流通領域，重點降低公路運輸成本并提高鐵路、水路運輸比例，打通港口、鐵路、公路基礎設施連接短板，降低整體物流運輸成本。三是破除地方主義，構建完整的全國統一市場，暢通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打通“區塊”“省域”和“城鄉”等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循環。四是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構建以我國為中心的產業供應鏈生產組織網絡，提高產業配套發展能力。

其次，提升國際循環的控制力和穩定性，爭取區域循環的新突破。我們要做的是：一是加快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著力降低制度成本，以完善外資負面清單為抓手擴大高水平開放，吸引先進國際資源來華投資發展，營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二是以“一帶一路”為重點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盟國家成為海外市場的亮點。同時，注重研判防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三是加快推動區域經濟合作。以抗疫互動合作為契機，以產業鏈調整為抓手，加強同東北亞、東南亞的區域合作，推進中日韓經濟小循環，促進RCEP區域合作。

最后，統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融合發展，注重兩個循環的內在關聯和協調。我們要做的是：一是積極調整國內外產業鏈布局，以國內產業鏈為基礎、努力向國外中高端產業鏈延伸、以內為主、內外兼顧的國內國外產業鏈新布局。二是堅持進口與出口并重、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增強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黏合度，堅決防止兩個循環生態體系的脫鉤。三是發揮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精準突破“技術孤島”，逐步實現在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逐步實現進口替代。四是增強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韌性和柔性，從制度、技術、規則上打通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痛點和堵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生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高迎欣：

用好政策杠桿　打通金融實體對接管道

當前，國內需求的改善整體慢于生產。二季度以來，國內生產加快恢復，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率先轉正，目前已經連續3個月保持正增長，PMI生產指數連續保持在53%以上。反觀需求，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然同比下降1.8%，低于市場預期，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下降3.1%。中小微企業復蘇相對偏弱。6月，在大、中型企業PMI指數環比回升的情況下，小型企業PMI指數卻下降1.9個百分點至48.9%的榮枯線之下。

企業間明顯分化，中小型企業面臨訂單有限、需求不足問題。6月大、中、小型企業在手訂單PMI指數分別為45.4%、44%和44.4%，距榮枯線都有較大差距；新訂單情況亦不容樂觀，6月中型企業新訂單PMI指數剛達到50%，小型企業環比下滑3.2個百分點至47.8%。在手訂單少、新訂單有限，進一步增加了就業壓力。企業間分化主要由于大型企業恢復能力較強，小型企業政策支持較多但困難也較大，而專門針對中型企業的政策有限。

中小微企業盈利減少的同時，卻面臨租金、工資等剛性支出，進一步打壓信心，一部分企業持觀望態度，主動收縮業務規模，新增投資需求有限。在信貸支持力度持續加大的情況下，企業需求不足就導致了獲得授信但提用不足，或者取得了信貸資金卻不將其用于生產投資，甚至會出現購買金融產品、不動產等行為，導致資金空轉套利，進一步加大了銀行信用貸款投放壓力和風險管理難度。

下階段，圍繞“六穩”“六保”，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促進不同層次消費。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定向發放消費券、補貼等方式，促進低收入群體消費。針對汽車、家電等傳統大宗消費，出臺全國性的消費補貼或稅費政策，促進改善型消費增長。

二是擴大投資范圍。大力促進5G等新基建發展，同時，考慮到新基建規模體量有限，也要繼續發展傳統基建項目。落實基建項目資金來源，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發行和使用，優化資金投向。進一步放寬服務業等領域投資限制，降低準入門檻，鼓勵民營、外資等社會資本參與投資。

三是拓寬政策覆蓋面。中型企業大多進入成長期，對吸收就業發揮重要作用，但目前信貸重點支持的領域是大型企業和貸款額度在1000萬元以下的普惠金融，建議出臺符合中型企業特點的支持方案。

另外，建議進一步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的作用，出臺政府性資助及貸款計劃、風險補償等措施，分擔金融機構風險，與商業性支持形成良好互補。

四是細化政策支持范圍。為降低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的企業道德風險，解決資金空轉套利等問題，建議進一步細化金融支持政策要求和范圍，明確穩崗就業支持救助標準，劃定重點支持、一般救助、不予救助等企業范圍，引導金融機構將資源投向真正有需求、有前景、可恢復的企業。

■部委回應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

聽了各位委員提出的意見建議，很受啟發。比如，關于暢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雙循環，這是我們正在重點研究的一項工作；關于擴大投資和促進消費，要瞄準促進增長、優化結構發揮關鍵作用；關于優化營商環境，要繼續加強相關文件落實，增強企業獲得感，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政府項目；關于產業政策，要努力把政策傳導到市場主體去；關于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是國際潮流，也是我國未來發展必須堅持的理念。下一步，我們將立足國情世情，加強形勢研判，認真研究和吸收委員們提出的意見建議。

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

委員們提到財政部門要控制好財力增長、不要增加企業負擔，要更好地處置“僵尸企業”、讓資源更好地投入到有效循環中去，要把“有效投資”變為“投資有效”，鞏固減稅降費成果，化解政府財力風險等建議，很有針對性，對財政部的工作很有幫助。

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下降4.8%，但6月份這一數據已由負轉正，為3.2%，基本走出“V”字形走勢。下一步，我們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優化財政政策，確保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

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劉煥鑫：

委員們的建議有較強的針對性，下一步我們將在工作中將有關建議予以落實。下面就委員發言中提到的相關問題做個回應。

一是糧食安全問題。從糧食銷售趨勢看，糧食安全問題不容樂觀，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雖然國外有很多資源，但那只是調劑，必須深入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今年夏糧豐收，為穩定全年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農民收入問題。這是今年農業農村發展的突出問題，一季度農民收入下降4.7%，二季度也有下降。鄉村休閑旅游業雖然復產復市，但游客接待量較常年降幅仍較大。去年，我們實現了農民收入翻番的目標，今年，農民的收入增長如不低于3.8%，仍能保持翻番。下一步，我們還要下大力氣讓農民獲得更多收入。

三是基層組織相關政策問題。核心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問題。按照中央相關文件精神，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界定，主要依據戶籍關系、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等，協調各方利益統籌執行。目前，各地通過民主協商方式，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6億多人，主要包括本村現有人員以及外嫁、新生兒等，不包括城市居民。

2019年，中央出臺政策，允許集體經濟組織探索人才加入等形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也出臺了農村宅基地改革相關方案，要求對宅基地慎重穩妥開展探索。下一步，對于城市居民獲得集體成員權益問題，我們還將深入研究。

四是關于研究出臺價格保險政策問題，我們也將繼續深入研究，讓農民多受益。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

委員們關于金融的發言，涉及總量和結構，總的來說是政策傳導問題。從總量上看，全年信貸新增預計達20萬億元，宏觀杠桿率或將明顯上升，這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必然結果，也是逆周期調節所必要的。當然，從長期看，要注意由此可能帶來的問題，進而把握好當前和長遠的關系。從結構上看，當前的監管考核、低成本資金等，都在向小微企業傾斜。

人民銀行下一步貨幣政策安排：一是控制好總量、結構、節奏，統籌疫情和經濟發展，一步步出臺政策；二是管理好預期，堅持貨幣信貸總量適度、結構合理，努力促進小微企業、實體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