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風》

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年《王蒙八十自述》出版。作者如此寫道：“我永遠紀念著過往的60年、65年、80年，我期待著仍然奮斗著的未來。”八零后的王蒙仍然一如既往地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編織著紛攘的生活與幽微的情感。2014年出版長篇《悶與狂》，2015年文化論著《天下歸仁》問世。2016年三本刊物同一時間發表了他的三篇作品：中篇《奇葩奇葩處處哀》（《上海文學》）、短篇《仉仉》（《人民文學》）、短篇《我愿乘風登上藍色的月亮》（《中國作家》）。《女神》先在《人民文學》（2016年11月）發表，2017年單行本面市。2019年“四面出擊”：中篇《生死戀》和《郵事》，短篇《地中海幻想曲》和《美麗的帽子》。2020年4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他的長篇《笑的風》。

老夫猶發少年狂的王蒙在創作和出版上的高潮迭起，成為中國文學界近年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學奇觀。這位“中國當代作家持久寫作的不二標桿”，就是詩人奧登心中“成為別人眼中獻身文學事業的榜樣”的現實寫照。而作為“文學工地第一線的勞動力”，其付出的辛勞又讓人想起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的一個著名隱喻：“小說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頭建筑他小說的房子。”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付出如此艱辛的建筑終將成為寫作者生命殿堂的一部分，豐饒著寫作者的生命。誠如作者所言：“寫小說的感覺是找不到替代的，人寫起小說來，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或者說‘哆嗦’，其實我更應該用的是‘嘚瑟’，連一只貓都能寫活了。”

《笑的風》起初是以中篇小說的規模刊登在2019年12月的《人民文學》雜志上，然后又于2020年初被《小說選刊》與《小說月報》選載。然而，“我從發表出來的文本中，發現了那么多蘊藏和潛質，那么多生長點與元素，那么多期待與可能，也還有一些可以更嚴密更強化更充實豐富的情節鏈條因果、歲月沿革節點與可調整的焦距與掃描。這些，等待我的修飾，等待我的投入。中篇小說文本它拽住了我，纏住了我，要求著與命令著我，欲罷不能，難舍難分……我又用了兩個月時間，用了只重于大于而不是輕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增寫了近五萬字，一次次擺弄捋理了全文，成為現在的文本。”

增補與修訂的心理基礎當然是完美主義。但它并不完全出于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順應了文學的客觀要求。它根源于作者對漢語表現力的重新認識，也根源于他對文學虔誠的信仰。這位“高齡少年”好似一個頑固的“修正主義者”，在他殫精竭慮的努力下，長篇《笑的風》的語言呈現出更加流暢的線條和比較豐富的層次，其中的細節既飽滿真切又頗有分寸，而其對主題的挖掘也更加有力，對主題的詮釋也更加清晰。因此，后面的這本《笑的風》，包括了前面那本《笑的風》的全部文學要素、全部精華內容。或者說，后一本《笑的風》是前一本《笑的風》的升級改造版。

《笑的風》展示的是兩個中國家庭和兩個知識分子的命運。時間跨度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2019年。它的空間從中國北方的一個鄉村延伸到省城、上海和北京，及至海外的德國、希臘、匈牙利和愛爾蘭。在這樣的時空里，作者重新審視了整整60年的中國歷史。

《笑的風》這個名字，讓我想到的是汪靜之1921年創作的一首現代詩《蕙的風》。在詩人眼中，苦苦思戀的愛人是被“深鎖”中的“蕙花”。兩個相愛的男女，因著種種世俗的羈絆，被強行阻隔，不得相見。其寫作背景是詩人汪靜之與湘女傅慧貞已經山盟海誓，卻因女家棒打鴛鴦而分手。《蕙的風》是寫給傅的情詩，蕙慧諧音。而《笑的風》則是主人公傅大成在1958年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遠處飄來的一縷女孩子的笑聲觸發了他蟄伏已久的青春洪流，從而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下了改變他命運的詩歌《笑的風》。惠風熏人令人醉，笑聲襲人讓人暈。只是與前者含蓄婉約的韻味相比，后者則是直抒胸臆的爽朗。

個人與歷史的關系一直是王蒙小說所探討的主題。通過呈現身處“偶然”與“必然”之間的個人的處境，他的作品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歷史，認識自己。《笑的風》的主人公傅大成的每一段人生歷程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變遷的烙印——因了貧民的階級成分，傅大成得以成為意氣生猛的“大躍進”年代高中在校學生；而一首格調清新、內容淳樸的詩卻招來學校希望他慎獨、謹言、注意群眾影響的批評教育；仕途無望的他卻因根正苗紅的形象與全村第一個高中生的身份而娶到賢惠俊美的漁村女子白甜美；靈秀的大學女生與優雅的單位同事，讓本就小心翼翼掩飾自己包辦婚姻的傅大成甚至起了讓妻子斷了與他團聚的妄念（上世紀60年代，許多城市嚴格管控人口，謝絕農業戶口的家眷）……

熬過動蕩年代的傅大成，憑借正當其時的兩篇作品，于1979年的早春二月參加了北京一家文學出版社的創作座談會。這不但讓偏居邊城的他大開眼界，也讓默默無名的他備受關注，更為重要的是他重新聽到了二十多年前的笑聲與風聲、女聲與春天聲。那是愛情的聲音，是召喚的聲音。才華逼人的大學教師杜小鵑讓他體會到久違的心慌意亂與少見的夜不成眠。書信往來中相互激賞的二人在上海的文學會議上更是互訴衷腸，直至1985年在訪問德國西柏林的行程中難舍難分。背著“現代陳世美”的罵名與承擔眾叛親離的結果，傅大成與杜小鵑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寫作者的自傳。因為將自己變成別人或者是將別人變成自己是寫作的基本功能。我們不敢妄猜作者自身的情感歷程，但在傅大成的文學之路與生活經歷中，似乎依稀可以窺見有著漫長文學生涯與豐富人生履歷的王蒙的身影。寫作是孤獨的精神探險，也是一種神圣的人文事業，“明年我將衰老，今年我仍興致勃勃……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學，忘情于奮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寫革命的豪邁、成長的代價、滄桑的熱淚、生活的芬芳、人心的不渝。”我們從王蒙宣言式的話語中感受到的是一個“反潮流”的作家，他的青春期好像還沒有結束，他的生命好像才剛剛開始，一如他的自我勉勵，“那就發力吧，再發力吧，用你的魂靈肉體生命耄耋加饕餮之力，給我寫下去！”（馮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