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堅持和促進組團形態的空間發展模式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城市規劃與建設就是起源于應對當時嚴峻的公共衛生事件，以霍華德“田園城市”為代表的分散、分層級、分組團的空間結構與社會治理結構被認為是解決公共衛生窘境等諸多現代城市問題的一種有效辦法。在隨后的100多年間，社區結構、社區精神及社區治理一直被作為現代城市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今天，當我們再次面臨新冠肺炎傳播的災難性危機時，有必要重新思考宜居社區建設對于衛生防疫的重大作用。

必須高度重視社區基本單元的防疫防災能力

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實際局面說明，當疫情爆發時將大量被隔離觀察者、疑似患者、輕癥患者等全部納入城市的高等級醫院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承受的，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城市社區的基本隔離與防疫能力，從而建立一個網絡化的體系。近年來許多城市倡導的社區宜居生活圈，在關注日常生活性功能的同時，也必須是一個具備基層隔離、防疫、防災能力的空間單元。建議有針對性地開展城市基層社區公共設施類型、標準等修訂完善工作。這方面，日本、新加坡等都有諸多成功經驗可供借鑒。

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第七醫院發熱門診人滿為患

慎重斟酌住區開放—封閉的適宜尺度

關于居住小區應該是封閉還是開放，近年來學界、政府、社會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爭議。雖然從城市規劃學理上、政策文件上都明確支持打破圍墻、開放小區，但是在文化心里、民眾意愿、物權法理等方面還有巨大的障礙，因此實踐中真正破除圍墻、開放社區的情況很少。這一次面對重大疫情，全國眾多城市采取社區封閉管理的實際需求告訴我們，有必要重新理性、慎重思考住區開放—封閉的適宜尺度：既不應是一刀切地取消封閉社區，也不應是簡單地以鄰為壑強化封閉社區，而是要認真研究到底在一個什么樣的空間和管理尺度上封閉社區，什么可以封閉，什么又應當開放？

對住區應該是封閉還是開放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重塑共同締造下的社區自組織能力

這次對重大疫情事件的應對，充分體現了舉國體制的效率和能力，但是也極大地暴露了社區基層治理缺乏、民眾協力自助意識和能力極其薄弱等問題。如果面對這樣重大的疫情或災害，全部依靠公共行政資源來應對、解決，那么再強大的國力也無法支撐，而且很難得到社會廣泛的理解、認同和支持。因此，必須通過社區共同締造，重塑城市居民的社區精神，重啟社區的自組織能力。社區共同締造要將空間環境的營建作為凝聚社區人群、提升社區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和媒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關注物質空間的內容。

社區共同締造

（張京祥：江蘇省設計大師、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南京大學空間規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鄉治理與政策研究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學術工作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