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春秋，新中國科技發展取得了巨大進步，從天空到海洋，從大地到江河，神州大地到處可見國產大工程大項目的身影。

和在史冊上被鮮明標注的重大科技成就不同，一個無形之器看不見、摸不著，卻為中國科技發展提供了不竭之動力，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國之重器，使中國發展成為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大國，并正向著世界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闊步前進。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程津培：改革再出發

本報記者 韓雪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輝，同樣，從一個科學家的經歷中，也可以看到我國科技發展在各個時代時留下的不同痕跡。

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程津培曾任科技部副部長，從1978年在南開大學化學系攻讀有機化學碩士學位算起，他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已有40余年。

科學春天的到來

1978年3月，歷經十年浩劫之后，中國科技工作者終于迎來了首次全國科學大會。

大會閉幕前，播音員宣讀了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就是在這場盛會上，鄧小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論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還有另一句話，“如果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么，知識分子就不是老九，是第一。”

也是在這場盛會上，大會審議通過了《1978年-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獎勵了7657項科技成果，標志著科技獎勵制度的恢復。

在那次會議召開前后，鄧小平就部署了一系列推動中國科教發展的舉措。

1978年，我國恢復了研究生制度。考入南開大學化學系的程津培，成為改革開放后最早的碩士之一。也是從這時開始，程津培開始踏上科學研究的道路。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陳景潤破格晉升為研究員。那時他已經44歲，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領域的成果問世已有10年之久。

在當時的各個研究所里，職稱評定也普遍開展了起來。隨著春天而來的，還有更多的復蘇。

“本條例所說的發明是一種重大的科學技術新成就，它必須同時具備下列三個條件：前人所沒有的；先進的；經過實踐證明可以應用的。”現在回顧1978年國務院重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獎勵條例》對發明的定義，能體會到鮮明的時代特色。自此，國家發明獎得以恢復。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科學獎勵條例》頒布后,設立了國家自然科學獎,并于1982年正式啟動。1984年9月國務院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又設立了面向經濟主戰場的科學技術進步獎,并于1985年正式啟動。

這些條例的出臺，開始一點點撬動科技體制朝著改革的方向而去。此前，從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初，我國科技體制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在特定歷史時期，為經濟建設和國家安全做出過重要貢獻。“兩彈一星”的問世，就是那個歷史時期科技發展的集大成標志。

SCI論文，面向國際前沿的改革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不可逆轉，當改革開放全面到來后，我國率先啟動的一項改革，就是科技體制改革。

1982年，程津培考取美國西北大學，成為這所大學建校以來第一批來自中國大陸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研究生畢業——留校——公派留學，程津培走過的這條路，是后來的很多科研工作者都走過的路。

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引擎必不可少的火苗。

1985年我國開啟科技體制改革。當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改革科學技術體制的決定》明確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使科學技術成果迅速地廣泛地應用于生產，使科學技術人員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大大解放科學技術生產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那之后，科技資源配置主渠道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相對穩定支持改成競爭擇優，獎勵體系逐漸建立。

1988年8月，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程津培攜妻女回國。剛回到南開，學校給他定的職稱是講師，“一月工資97塊”。在程津培看來，當時的主要困難不是職稱低、工資少，而是沒有實驗室和研究經費。

1989年，回國的第二年，程津培拿到了第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的支持經費25000元。盡管還不到啟動科研所需經費的十分之一，但總算“開張了”，另外的部分靠“湊”，他最終湊齊購置兩臺基本研究儀器的錢。

改革開放后，我國基礎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整體實力顯著增強，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已進入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的重要躍升期。然而，現代科學在我國的歷史畢竟還很短。以上世紀末我國基礎研究的狀況為例，留在程津培回憶中的狀況是“國際上基本聽不到中國學者的聲音，中國科學工作的實際狀況不被世人了解”。

眾所周知，衡量一個國家的基礎研究實力，不僅要靠一些數字指標，比如基礎研究投入在R&D（研發）經費和GDP中的占比，以及發表SCI論文的數量、引用數等，還要看這個國家有多少公認的重大原創成果和理論。

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基礎研究取得了相當進展，但我們在國際上的學術影響遠低于實際貢獻。當時，國內的一些高校較早意識到SCI統計指標功能，認識到中國的基礎研究必須與國際接軌，必須面向國際前沿，并且讓國際同行也能了解我們的成果水平。

“基礎研究較強的南京大學在當時帶了一個好頭，提出盡量通過國際學術平臺把基礎研究成果推介出去。”程津培說，“學校規定，研究生畢業時要有幾篇在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于是，南京大學成為國內率先引入SCI指標體系作為評價科研人員水平的第一家高校。其他學校逐漸效仿，有一些還有一定的物質獎勵來激發積極性。

“這種做法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通過數量考核，可以避免人浮于事‘吃大鍋飯’，還能繞開一些人為因素干擾，使科技評價更趨于客觀公正。”2000年初，從南開大學副校長調任到國家科技部分管基礎研究工作的程津培注意到，南京大學依然位居中國SCI論文排行榜榜首。在過去10年里，中國SCI論文發表量已連續9年居世界第二位，論文被引次數自去年起也達到世界第二。

此外，在1999年，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明確了國家級科學技術獎包括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等五項。同時，此前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科學獎勵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獎勵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退出歷史舞臺。

探尋源頭撬動的支點

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先后在高校和科技部從事管理工作，程津培對我國的科技評價發展有著辯證性的理解，“每個發展階段，跟前一階段比，都有進步也有不足，好在總的趨勢是穩步前進。”

過去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后起趕追的途中，為了解決有無的問題，走過仿制、逆向工程的“捷徑”，花了比較小的代價，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尤其我國科學技術的重大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技術方面。但要走到世界前列，就需要從源頭上穩定支持基礎研究，使之在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中發揮核心關鍵作用。

“科技體系的源頭，在基礎研究。”程津培說，如果沒有相對論，當今人類生活頻繁使用的GPS系統就無法精確定位；沒有現代生命科學，保障人類健康的生物醫藥和物種改良將舉步維艱；沒有基礎化學，改變日常生活的現代能源和無所不能的新材料都無從談起。“但在科學技術整個領域，除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實驗與發展和科技支撐服務，也是其中的重要類別。”程津培看到，一方面，基礎研究離終端用戶最遠，也最難計算效益和進行量化考核。另一方面，“上世紀90年代時，校長書記的工資漲幅還在500元以下時，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的年薪就是10萬。”在南開經歷過這一階段的程津培發現，一段時間后，其他學校也開始效仿，漸漸地，10萬成為普遍標準，“現在一些學校開給‘杰青’的年薪漲到了70、80萬。”

當各種頭銜、獎勵開始偏向發表SCI論文的數量、引用數等數字指標時，科技評價的天平就人為地傾斜了。這令程津培深感擔憂，“好奇心和發展需求，是基礎研究的兩大驅動力，太多的金錢、頭銜，反而會是干擾。”

正因為看到了這種趨勢可能會給科學技術帶來的傷害，2003年，科技部開始著手進行相應的科技評價改革工作。當年便聯合科字口五部門發布了《關于改進科學技術評價工作的決定》文件，《科學技術評價辦法》也隨后頒布。“針對計劃、項目、機構、人員等不同對象，根據國家、部門、地方等不同層次，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產業化等不同類型科學技術活動的特點，確定不同的評價目標、內容和標準，采用不同的評價方法和指標……”頻繁出現其中的，就是“分類評價”這個詞。

近些年出現的現實問題，開始讓越來越多的人從科技評價體系方面不斷推動基礎研究的發展。

2017年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聚焦“優化創新環境，改革科技評價體系”議題，2018年又圍繞“強化基礎研究促進重大原始創新”建言資政，而多年來，委員們“精簡獎項、精選評委、精細評審，建立以創新質量和貢獻為導向的績效評價體系和長效評價機制……”的建議從未停止。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鄭重發出改革科技評價的號召；《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明確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三步走的發展目標；《關于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為減輕科研人員負擔，賦予科研人員和科研單位更大科研自主權；《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更是倡導建立以科技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目標、方向和路徑，逐步明晰。

程津培已經看到，中國科技評價又一次出發在路上，這次連同政府有關部門在認真落實習總書記關于改革科技評價制度重要指示的不斷努力，中國完全有能力在解決合理的科技分類評價這個世界性難題上先行一步，為促進全球科學的健康發展貢獻一份中國力量。

大事記

1956年，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召開全國科技大會，制定了國家首個科技發展長遠規劃——《1956-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擬定了多項當時發展急需的重大科技任務，成為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

1977年，我國恢復技術職稱評定制度。

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這一年，國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8個發展領域和108個重點研究項目，為新時期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

1985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由此，科技體制改革從全國科學大會以來科技界自發與探索的狀態，正式進入到全面展開的階段。

1992年，我國出臺《關于分流人才、調整結構、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要穩住基礎研究性研究、基礎性技術工作和科技人員這支隊伍。

2015年以來，以《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的頒布為標志，當前正在開啟全面推動中國發展的創新型國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