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足以令考古人員興奮的“了不起”的城，就位于規劃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辦公區。在北京東部，它繁衍生息近兩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隨后消失在大地上。

“找齊”四面城墻，讓路縣故城的完整輪廓浮現出來，還原這座縣城里的漢朝。孫勐的任務迫在眉睫。

同一時期，北京南部，張智勇帶領的團隊，在大興國際機場的工地上揭開了一片墓葬群。數百座墓葬和文物正靜候被發掘。

近年，“考古先行”和北京一批重大項目的實施推進，令重量級考古發現不斷誕生。北京的考古人，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大發現”時期。

他們從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一個我們并不熟悉的北京。

2017年4月24日，路縣古城考古發掘現場，這里發現了古城的護城河。攝影/新京報記者 浦峰

了不起的城

路縣故城由城墻基址、城壕(護城河)、城內遺存、城外遺址區組成。城外出土了銅鏃、陶釜、陶豆、銅錢等遺物，以及周邊的數千座墓葬。“漢代城址與其周邊大量墓葬同時發掘，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

壯觀。第一眼，孫勐便感動了。

幾十萬平方米的考古現場在他面前鋪開。2000多名考古人員和工人，穿著印有“北京考古”四個字的工作服。勘探人員用洛陽鏟搜尋地下的同時，發掘人員手執手鏟將文物從泥土中清理出來。

孫勐前往“尋找”的路縣故城，名字從漢代史冊綿延下來。文獻資料顯示，通州自西漢伊始就設置有路縣縣城，東漢之后改名為潞縣。清朝時，古城遺址尚存，名為古城莊。

北京當地考古有個規律，名叫“古城”的地方，十之八九有古代城址。如今的潞城鎮古城村，很可能就是路縣故城所在地。

2016年2月，城市副中心建設先期考古中，一座出土的磚室墓葬，掀起了這座古城的蓋子。隨后，上千座青磚砌筑的墓葬陸續被發現，年代從戰國時期延續至明清，以兩漢特別是東漢居多。墓室中散落著陶器、銅器、鐵器、鉛器、骨器等大量遺物。

5個月后，找齊四面城墻，成為孫勐面對的關鍵謎團。確定了城墻位置，才能找到完整城址，還原這座縣城里的漢朝。

第一面出土的，是長600米的北城墻。但東、西、南三面城墻還深埋在地下。

“線索”來自城墻構造。孫勐和同事通過對北城墻的勘探發現，城墻構造以夯土為主。他們便以夯土為標準，在四面尋找其他三面城墻。隨后，東城墻、南城墻依次出土，最后發現的西城墻補上了拼圖的最后一塊。

2016年7月，完整的路縣故城，終于浮出水面。

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城。路縣故城由城墻基址、城壕(護城河)、城內遺存、城外遺址區組成。城內明清、遼金、漢代三個時期道路相疊壓，城外發現了大量漢代溝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甕棺等，出土了銅鏃、陶釜、陶豆、銅錢等遺物，以及周邊的數千座墓葬。

“漢代城址與其周邊大量墓葬同時發掘，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孫勐感到興奮。這是他頭一次專做城址考古。

每一探鏟打上來的土，都要詳細分析和記錄——擔心漏探遺址的細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如此要求。

在城外1.6萬平方米的范圍內，孫勐與同事又發現了100多口漢代水井，城外遺址還出土了6種農作物碳化后的種子，足以證明，這里曾是生機勃勃的繁盛之地。

復雜的歷史時期交錯和數量可觀的出土物，一幅阡陌縱橫、熙來攘往的繁華圖景，在考古隊眼前展開了。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這將是全國第一個對漢代縣城的具體發掘案例。人們將能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漢朝。

2014年11月16日，大興榆垡鎮，考古人員用洛陽鏟進行文物勘探。攝影/新京報記者 浦峰

“大發現”時代

全國考古界最重要的評選“年度十大考古發現”，近5年北京入圍了兩項——2014年的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和2016年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

同一時期，北京南部，另一位考古人員張智勇帶領的團隊，也在大興國際機場的工地上揭開了一片墓葬群。

新機場考古于2015年開始，他們的時間更為緊迫，機場計劃2018年完成主體工程，2019年投入使用。

很多考古項目啟動時，周圍建設工程的奠基時間往往已經確定，考古一直在倒計時中進行。有時為了加快進度，同一個工地上，這邊還在考古勘探，那邊建設工程已經在勘探結束的地面上動工。

孫勐感受到的很大壓力，同樣來自時間——城市副中心建設按照時間表推進，留給考古的時間并不多。只有確定古城范圍、保存狀況，才能判定其歷史價值，從而決定應該遷址保護，還是原址保存。這牽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設規劃是否需要調整。

最忙的一段時間，孫勐將近2個月沒在家住過。考古隊就近在當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每間4個上下鋪，住8個人。

在張中華的記憶里，自2014年，整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都忽然忙碌起來了。

那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實施，明確要求舊城之內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1萬平方米以上，和舊城之外2萬平方米以上的建設工程，要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考古先行”原則正式確立。

一直以來，北京不像陜西等考古大省，新遺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自那以后，建設單位申報的考古項目猛增。張中華擔任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圓明園課題組組長，他回憶那陣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人員個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

5年里張中華只休了3天年假。“5＋2”“白＋黑”成為常態，白天在考古現場，晚上還要回到單位查材料，做些案頭研究。

孫勐也記得，2014年之前，他每年只做一兩處發掘工作，比較輕松。如今，他們每個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幾倍。“應該說，北京考古進入一個好時候，這些大項目帶動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長。”

北京的考古人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大發現”時期。全國考古界最重要的評選“年度十大考古發現”，近5年北京入圍了兩項：2014年的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和2016年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

截至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設，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項，考古勘探面積15677萬平方米，相當于把整個三環內都勘探了一遍。“考古發掘399項，發掘面積34.1萬平方米，無論項目數量還是考古面積，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白巖說。

路縣故城重見天日后，城市副中心的建設為其“讓路”。

京唐鐵路、城際鐵路的規劃路線，原本穿過城址的西北，為了保護城址，新路線將鉆進地下，從城底穿過。原計劃從正中心穿城而過的通胡路，未來也將改道繞行。

2014年11月17日，延慶大莊科礦冶遺址群發現工匠居住遺址。攝影/新京報記者 浦峰

“另一個北京”

一些出土物甚至連考古人員也從未見過。在路縣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區首次出土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籌，分長、短兩種，每根籌棍兩端齊正。

孫勐與他的同事們奔向全市考古工地時，歷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細節，在他們手中浮現。

張智勇所在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工地，發現和清理了300余座墓葬，出土400多件文物。墓葬分單人葬、雙人合葬、多人合葬及遷葬墓等多種形式，為研究北京清代墓葬的形制特點、喪葬習俗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世園會的建設范圍內，發掘出了1160座西漢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樣的銘文磚，以及銀質龜紐“偏將軍印章”，為研究此地的軍事建制提供了新線索。

房山區河北鎮棚戶區項目中發現了清代八大“鐵帽子王”之一的莊親王家族園寢群，是迄今考古發掘出的唯一一組清代親王園寢。

考古揭開了北京城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他們從地下挖掘古老的北京，是一個我們并不熟悉的北京。

甚至一些出土物考古人員也從未見過。在路縣故城考古中，北京地區首次出土了“算籌”。考古隊員第一次見到了骨器中的一套算籌，分長、短兩種，每根籌棍兩端齊正。

隨著考古深入，越來越多的知識盲區也會暴露。孫勐擠出時間參加城市考古培訓班，去外地的遺址現場學習，所里也請來全國最好的專家講課，以及到考古現場指導。

用張中華的話說，不僅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在這過程中，“保護手段也越來越多，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對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來越清晰。”

幾乎所有新的考古技術和方法，在路縣故城和副中心考古中都用到了。孫勐舉例，以前勘探都是人工用洛陽鏟去探，現在用上了探地雷達來輔助。環境考古、測年、成分檢測等手段，在考古中的運用也越來越多。

比如在六環以外，他們經過批準用上了無人機航拍，利用高空影像的研判，大范圍了解歷史文化遺存的分布規律、古代環境，分析古代人類生存、生產、生活的情況，并建立起更有立體感和層次感的三維遺址模型。

2018年，北京在大運河通州段首次應用了水下考古，包括調查水下古代沉積、運輸、沉船的情況，探索大運河水面下遺存埋藏和分布。

圓明園遺址則用上了“大數據”。這個考古信息系統錄入了圓明園歷來的所有考古資料，總結成果和規律，為未來考古決策和遺址保護提供依據。這個平臺還能為文物成分分析、植物考古等具體考古項目提供支撐。

與時間同行

圓明園考古始于1994年，2013年開始進入第三個主要階段，有計劃地進行常年考古發掘。圓明園有86處地上可見遺存，一些遭受自然環境及病害侵蝕，保護性考古勢在必行。

考慮到路縣故城如此重要的發現，文物部門慎之又慎。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級打了個報告，闡釋了路縣故城的重要意義，建議進行原址保護。

讓孫勐意外的是，上級很快就批復同意了。“發現以后就立即決定保護，建設遺址公園，這種決策速度和保護決心，從全國來看是很難得的。”

2016年起逐漸揭開面紗的路縣故城，成為北京一處新晉的大遺址。

大遺址，是融合遺址考古發掘、遺產保護、展示利用等理念和實踐的綜合試驗田，也是考古和保護能力的集中體現。我國專門出臺了《大遺址保護“十三五”專項規劃》。

目前，北京的大遺址包括周口店遺址、圓明園、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琉璃河商周遺址、漢代路縣故城遺址、金代皇陵、長城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員正在通過這些大遺址，實踐現代化的考古和保護理念。

如果說配合城市建設的考古項目是跟時間賽跑，大遺址的保護，則要耐心地與時間同行。

2017年，圓明園如園的含碧樓前，一塊刻有“御題”二字和兩方篆書印章的斷石重見天日，印章鈐刻著“嘉慶御筆之寶”。嘉慶御筆在如園發現，證明了嘉慶皇帝重修如園的史實，史料中的多種記載有了實物明證。

如園是長春園五園中最大的園中園，乾隆皇帝時期仿照江寧(今南京)瞻園而建。近年來，考古人員對如園開展兩期考古發掘，使其成為圓明園遺址考古的代表項目。

圓明園考古始于1994年，2000年-2004年進行了一批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2013年開始進入第三個主要階段，有計劃地進行常年考古發掘。

張中華帶領的課題組，完成如園這座北國江南園林關鍵節點的考古，還未揭開整體面貌，就花了近4年時間。要知道，如園總面積不到2萬平方米，整個圓明園卻有300多萬平方米之大。

“圓明園考古是個一二百年的大工程。”張中華說，圓明園有86處地上可見遺存，一些遭受自然環境及病害侵蝕，保護性考古勢在必行。

2015年6月13日，圓明園西洋樓遺址，“養雀籠”作為第一處公眾考古場所向社會開放。攝影/新京報記者 浦峰

開放的考古

每年有近200萬人在圓明園參與公眾考古。在張中華看來，這是一種雙贏，老百姓滿足了好奇心，增強了文物保護意識，考古人也獲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圓明園的考古工地外圍，每天都有觀眾趴在隔離帶上，圍觀探方里的考古隊員如何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如何用刷子一層層撣去沙土，揭示出那段人盡皆知的歷史中的證物。

向公眾開放考古現場的建議最初被提出時，張中華是反對的。

每天的考古和研究事務都忙不過來，還要分出精力“應付”公眾；而且在一雙雙眼睛注視下，考古人員肯定渾身不自在，水杯不能亂放，工作服不能不穿，干累了也不能就近坐下來“偷個懶”。

張中華的“抵觸”未起作用。2015年，圓明園考古工地開始嘗試對公眾可見。次年，他們與圓明園管理處合作，把考古現場實時直播到網上。

2016年8月17日早上8點，圓明園遠瀛觀遺址考古現場出現在直播屏幕里。考古人員用手鏟把文物表層的泥土清理到一旁，隨后將土收集到寫有編號的袋子中，以檢測土里是否還有遺留物。不到1個小時，3件琉璃構件被清理出土。

同事把手機遞到張中華眼前。盡管是工作日，直播開始十幾分鐘后，直播間里已經涌進十幾萬人。不斷有人打賞，評論里也是一片贊揚和關切。張中華立刻感動了：“沒想到有這么多人關注，而且都是正面的評價。”

自此，開放考古工地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他們不僅要習慣在注視下工作，還要解答“好奇寶寶”們的各種問題。

如今，每年有近200萬人在圓明園參與公眾考古。在張中華看來，這是一種雙贏，老百姓滿足了好奇心，增強了文物保護意識，考古人也獲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5月，近百座墓葬在清華大學新土木館大樓工地被齊齊揭開。清華學子迅速將這件身邊奇聞送上了微博熱搜，墓葬隔壁第六教學樓高層成了最佳觀景位。考古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視。

張中華覺得，這可能是普及公眾考古最好的機會。

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考古隊決定向師生代表開放現場、分享考古成果。發掘還在進行，近300名師生就在有序組織下，走進了考古現場，由張中華擔任講解。考古隊還走進學校、圖書館和社區，舉辦了一場場講座和展覽，面對面講述考古人的生活。

他們這才真切地發現，老百姓對考古是如此感興趣，以前近在咫尺，卻沒機會解疑釋惑。在圖書館的講座里，上到步履蹣跚的老者下到小學生，坐在一起聽張中華講述考古的趣事。當他講到曾經一個多月早出晚歸，與孩子沒法打照面時，流下了眼淚。在座聽眾中不乏為人父母者，也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神情。

“他們發現考古人并不神秘，也不特殊，大家都是普通人。”張中華說。

“公眾考古”同樣也出現在孫勐的期待中。全國的遺址公園建設尚未有標準模式，較為成熟的僅有杭州良渚遺址公園等幾處。孫勐認為，作為新挖掘的古城，路縣故城可以為北京未來遺址公園的建設探索經驗，“例如，未來的遺址公園里，一定會有公眾考古的部分，讓公眾目睹甚至參與考古。”

距離找到路城，已經過去了3年。如今遺址公園規劃已經編制完成，城墻外一期綠化正在進行。

每年大部分時間，孫勐還是待在路縣故城的工地上。他和同事正對城內構成、城址功能分區進一步發掘研究，希望找到城內道路、確定城門位置。以道路為線索，搞清是否存在手工業區、衙署區、居住區等，了解這座漢代縣城的更多細節。

在孫勐的期待中，它將是北京第一個真正擁有“考古感覺”的遺址公園。

記者手記

考古工地應該成為考古界與公眾的橋梁

古都北京卻并非考古熱土。但近幾年，以路縣故城為代表的重要考古成果，在北京紛紛“冒”了出來。比考古成果更讓人欣慰的是，以圓明園為代表的考古現場，開始向公眾開放。

隨著公眾考古議題越來越熱，不斷展開實踐，老百姓終于有機會接觸到神秘的考古工作。早該打開的大門，終于露出了一條縫。

中國是文明古國和考古大國，但知名的考古學家并不多，李濟、裴文中、夏鼐、宿白……這些考古界泰斗尚不為廣大公眾知曉，更別說孫勐、張中華這些一線的當代考古人。

這種不知曉、不了解，為考古工作帶來過實際阻礙。今年年初，江蘇揚州一考古工地上，考古工作人員被街道綜合管理大隊工作人員打傷，考古工作受到嚴重阻撓，國家文物局通報聲援。這反映出，社會對考古工作和考古人員的尊重還不夠，對其重要性的認識還有待提升。

這次采訪中，我見到了多位北京文物研究所當前重大考古工程的負責人，他們無一例外膚色黝黑、衣著樸素、行色匆匆，采訪都要掐表計時。

他們正從地底挖出另一個豐富多彩的北京，而北京考古“大發現”的時代，也是他們向公眾講述考古的重要契機。不斷產出成果的考古工地，應該成為考古界與公眾的天然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