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德珩在1978年再次提出入黨申請始末

1965年，許德珩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后，在去西北地區考察漁業生產的途中，特意到延安參觀過一次。據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許德珩之孫許進回憶，在楊家嶺，祖父走進毛澤東主席曾經居住過的窯洞。站在簡陋的木板桌前，看著桌上那個煤油燈，祖父對大家說，這盞煤油燈曾伴著毛主席熬過不眠的夜晚，不少著名文章就是在這盞煤油燈下寫出來的。這微弱的光亮、普通的煤油燈，一經毛主席啟用就產生了巨大的效用。一個平凡的工具，成就了多少不平凡的業績。

1978年2月，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許德珩以近90高齡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同時，他也聽到了委員們對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

事實上，在“文革”期間，許德珩的處境同樣堪憂。許德珩偶爾出門，上天安門城樓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平時，他在家里通過閱讀紅衛兵出版的各種小報了解運動的情況。通過這些報紙，他不僅可以了解到運動的動向，還可以間接地了解到一些老朋友們的處境。

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許德珩當時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據許進回憶，面對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社員和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到傷害，國家經濟百孔千瘡、百廢待興的局面，許德珩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他甚至向黨組織提出希望，如果他不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他一定努力做好工作，改造思想，希望黨組織在他身后追認他為共產黨員。

“鄧穎超同志在我祖父的入黨申請材料上寫道：‘我與許德珩同志從重慶時期開始共事，我對他的情況完全了解，他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我愿意介紹他入黨。’1979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鄧穎超和烏蘭夫同志介紹，我祖父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許進對此印象深刻。

1979年4月8日，89歲的許德珩參加入黨儀式后回到家中。據許進回憶，祖父沒有像往常一樣直接回到書房休息，而是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嚴肅地對許進講了下面這段話：“剛才，我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生死以之，奮斗到底。加入中國共產黨了卻了我終身的愿望?！闭f了這番話之后，許德珩才起身走向書房。“之后，祖父曾經多次跟我說，他再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目的是以他的行動影響、帶動九三學社社員、廣大知識分子和政協委員從‘文革’的創傷中走出來，繼續堅定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于祖父和祖母來說，這是他們一生追求科學救國真理而獲得的結論，是他們一生探索中國繁榮富強之策而確定的道路，是他們用青春熱血換來的信念?！睉浖按耍S進異常激動。

“老政協”韋國清推進政協章程完善

韋國清，1913年9月2日，出生于廣西東蘭縣三石鎮弄英村。15歲時，參加了韋拔群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在長達20余年的革命戰爭中，南征北戰，舍生忘死，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作為軍事顧問團團長，協助越南人民進行抗法戰爭，為奪取援越抗法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長期擔任黨和國家、軍隊與地方多個崗位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中在政協領導崗位達18年，是地地道道的“老政協”。

韋國清是如何與政協結緣的？

1962年12月，時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的韋國清，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二屆四次會議上補選為自治區政協主席，直至1977年12月。他在廣西期間，接待了原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潔女士；1965年1月，在全國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韋國清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在京召開，這是全國政協因“文革”而停開13年以來首次召開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受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的委托，韋國清在會上作了《關于修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說明》。

這份《說明》對政協的性質和作用進一步進行了說明，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

同時，這份《說明》對政協的任務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根據這個總任務，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群眾，團結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的革命統一戰線，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團結起來，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并且盡量地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反對國內外敵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當時，這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改草案》在總綱中寫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國各族人民必須遵守的根本大法，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參加單位和個人必須遵守的共同綱領，同時還寫明了毛澤東主席根據我國憲法的原則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斷言論和行動的是非標準，是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基礎，也是我國現階段革命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

上述《草案》同時對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個人必須共同遵守的準則，作了補充和修改，由原來的七條增加到八條，最重要的是強調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80年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國政協召開五屆三次會議，會議決定韋國清因擔任其他領導職務，不再兼任政協副主席、常委、委員，至此，韋國清離開政協的領導崗位，專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工作。

“壯鄉風貌若詩圖，虎穴龍潭知出處。猶吊匆匆拜弄英，草堂便是將軍府”。1989年6月14日，韋國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

徐冰是怎樣做統戰工作的

徐冰，1903年出生于南宮市西唐蘇村。青年時期，徐冰在上海讀書，在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下，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23年，赴德國留學。1924年3月，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

“五卅運動”后，徐冰積極投身于宣傳活動和學生運動，曾被德國地方當局逮捕。隨后，被中共黨組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在共產國際兼任翻譯。1928年，他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翻譯、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并在中共中央職工部、全國總工會工作。1932年秋，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山東青島視察職工運動，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在獄中他堅決斗爭，經受了嚴峻考驗。1933年春出獄后，到北平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積極傳播革命思想，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他先后編輯《世界論壇》《中外論壇》等刊物，介紹革命理論，并利用多種形式(包括其兄邢贊亭在北平的上層社會關系)進行活動，廣泛聯系、爭取、團結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1939年夏，徐冰赴重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組組長，在重慶，他堅定地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方

針、政策，出色完成了黨交給的工作，不顧個人安危，英勇機智，克服重重困難，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團結文化界和民主黨派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周恩來領導下，他具體分析了重慶文化界的情況，認為要爭取、團結黨外朋友，必須做深入細致的工作，關鍵是使他們了解中共抗日、團結、進步的方針，宣傳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揭露國民黨。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徐冰采取了多種多樣的方式，如紀念魯迅逝世，慶祝郭沫若、洪深等同志的生日，悼念鄒韜奮等，聯系和團結文化界人士。

1946年初，國共停戰協定簽訂之后，徐冰任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中共方面顧問。當時，他負責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聯系工作，堅持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向進步朋友提出，只要不是投靠蔣介石國民黨的，就要堅持團結。

北平和平不久，徐冰作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為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他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接觸，耐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詳細講述革命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同他們溝通思想，協商籌備和召開新政協的有關問題，促進了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

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高潮以前，徐冰在建立和活躍人民政協工作，開展政治協商活動和組織各界人士的學習以及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活動，對各方面愛國人士在政治上、工作上的適當安排，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搞好中共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關系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下半年，徐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統戰工作中強調采取和風細雨、正面教育的方法，推動黨外人士到工作和勞動實踐中去，調動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同時在實踐中繼續進行思想改造。

1959年元旦，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招待會上，他針對當時統一戰線出現的一些情況，宣布了黨的“五不變”政策(即定息不變、高薪不變、學銜不變、政治安排不變和教育改造不變)，對穩定和團結各方面人士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以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中，推薦安排了大量的各界黨外人士，特別是各方面的科學技術專家，對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各種愛國力量，起了重大作用。他還多次帶隊到基層蹲點，對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關系的變化以及基層統戰工作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

1965年1月，全國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徐冰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文革”初期，在受到林彪、“四人幫”迫害的同時，徐冰仍對一部分上層愛國民主人士采取了保護措施。他長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稱贊他大事不糊涂。因此，林彪、“四人幫”一伙對他栽贓誣陷、打擊迫害。1972年3月18日，徐冰在北京被迫害致死。1979年8月22日，中共中央為徐冰平反昭雪，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本報記者李元麗 崔呂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