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在7月份舉行的有關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上半年，中國價格總水平保持基本穩定，在居民消費價格方面，CPI同比上漲2.2%；從內部構成看，CPI上漲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工業品和服務價格指數漲幅較小，分別上漲1%、2%，而食品價格指數上漲4.7%，漲幅相對較大，其中鮮瓜果、鮮菜、畜肉價格漲幅居前，分別為16.1%、9.2%和6.6%。

人們關注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是因為宏觀經濟運行與百姓的微觀生活狀況緊密相關，進而與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密切相關。在全國政協舉行的2019年第二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上，劉世錦等9位全國政協委員圍繞當前經濟形勢發言，提出意見建議。劉世錦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在7月13日舉行的“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研討會暨《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新書發布會上所作的發言，引起媒體關注。

在上述研討會上，劉世錦建議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即將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增加1倍，由約4億人增加到8億~9億人，達到總人口的60%以上，“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才能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人均收入需保持一定增速；二是收入差距逐步收縮，并穩定在一定水平上。而實現這兩個前提條件，“需要推動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中一定要突出兩個特點：一是要提升效率，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二是要有更強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由此，我們才能夠釋放出中國經濟下一步增長的潛能”。

由此看來，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的關鍵還是改革。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其群體增量部分的收入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說到底，“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實際上也是經濟發展戰略。經濟要發展，必須找到新的動能。而舉凡“通過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大都市圈的發展”“低效率部門的改進”“著力提升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前沿性創新”“促進綠色發展”等6大新動能，無不意味著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由此而言，新動能是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的結果，仍然是相應制度改進所釋放的動能。這也就是說，沒有體制改革和相應的政策調整，就不可能產生新動能。這也正如劉世錦所強調，新的增長動能對制度質量的要求相當高，“半拉子市場經濟是無法適應的”。“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也必定是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前提性條件。消費結構升級，才能為經濟需求增長帶來常規動力；產業結構升級，則意味著就業結構的改變和中高收入就業崗位的增加，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增加不斷拓展空間。這些升級，關鍵在于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

（作者：關厚笑，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