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陸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及從業禁止制度

□　本報記者　　杜曉

□　本報實習生　陶穩

近日,北京紅黃藍幼兒園幼師虐童事件塵埃落定。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二審宣判,裁定維持原判。劉某因犯虐待被看護人罪獲刑1年6個月,并被責令5年內禁止從事未成年人看護教育工作。

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引起全社會關注。

不久前,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上線運行“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系統。據介紹,這個信息庫與教育局等職能部門對接,在與兒童成長相關的特殊行業或崗位的人員入職程序上,建立犯罪記錄強制查詢機制,幫助相關單位提高人員入職審查、品行評估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將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員擋在門外。

強制懲罰難阻犯罪

預防性侵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提出,“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

數據顯示,2018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42萬人,起訴6.76萬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關于未成年人性侵問題,刑法中的罪名主要有強奸、猥褻兒童兩個罪名,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有關于性侵的具體內容。類似信息庫的形成和上線很有必要,也具有推廣意義。刑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懲罰和教育改造,使公眾對法律產生敬畏心理,最終達到減少犯罪和消滅犯罪的目的。

關于為何要加強預防未成年人性侵行為的發生?阮齊林對記者分析,首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癮癖性和生物性,通過強制懲罰、改造和隔離難以從根本上避免,此類犯罪者回歸社會后容易再犯；其次,未成年人作為被害群體,比較脆弱,自我保護能力差。“廣州市上線的信息庫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監督和防范的作用。”

另據了解,上海市檢察機關聯合16家單位建立了全國首個省級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以防止有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前科人員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行業。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皮藝軍認為,建立類似信息庫,很重要的一點是從法律層面進行清楚地界定。

“目前,針對兒童的性侵行為,主要是強奸和強制猥褻。比如在有的國家,傳播兒童色情照片也屬于性侵。此外,在受害人界定上,我國對性侵對象的界定一般認為是男性對女性實施性侵行為,忽視了有一些性侵行為是針對男性,因此男童也可能是受害人。如果界定不清楚,信息庫在具體運營過程中就可能遇到一些問題。”皮藝軍說。

“對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進行的強奸、猥褻行為都可以納入這個信息庫范圍內。”阮齊林說。

小范圍公開信息庫

合理保障相關權益

據了解,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上線運行的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目前已收錄了廣州近3年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和拐賣、拐騙兒童案件,共計400多條信息。

皮藝軍認為,信息庫上線,其實是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員釋放出來以后,對他們的就業單位和崗位進行限制。需要明確的是,具體哪些行業和崗位不適合這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員,如學校保安、醫院保安等。除了就業限制之外,有些國家的經驗是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員回到社區后,社區管理者加強對其監督。此外,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員的就業動向也應該及時跟蹤。總而言之,對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應該嚴厲、徹底,對相關人員的監督和審查也不必局限于工作單位,還應該關注其在社區生活中的各種動向。

“類似上線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的做法,在成熟以后可以考慮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其他地方不必過于急進跟風。”皮藝軍說。

據了解,除了廣州之外,浙江慈溪、江蘇淮安等地檢察機關也建立了類似信息登記數據庫及從業禁止制度。湖北省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公安等部門出臺省級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強制報告制度。

對于是否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相關信息庫,阮齊林認為,事物發展都有一個過程,信息來源決定了信息庫的覆蓋范圍。要建立全國性的信息庫就需要得到全國的資料,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是應該由各地來處理當地的事務。

“關于信息庫的公開問題,也需要考慮到犯罪人本身權益的保護,不應對其參與其他社會工作、正常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因為如果社會對違法犯罪者過分排斥,也可能會產生其他不良效果。所以總體上類似信息庫只能在小范圍內進行公開,例如在幼兒園、學校、醫院等單位加強防范,在社區生活中也要適當加以防范等。”阮齊林說。

皮藝軍認為,廣州市上線的這個信息庫目前只能針對當地,但對其他省市地區具有借鑒作用。廣州市有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員釋放后,有的由于沒有當地戶籍,可能會離開廣州,這樣就很難再被納入監管范圍內,這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的問題,一方面需要對這些違法犯罪人員進行限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對其過度歧視,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盡可能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不能完全否定。”皮藝軍說。

硬性規定入職審查

有效降低性侵風險

對于入職前查詢的人員范圍,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稱,包括以下幾類:一是學校、幼兒園擬招錄的校長、教師、職工和臨時聘用人員；二是校外培訓機構向教育部門申請注冊登記的法定代理人、管理人員、教師和職員；三是教育部門認為需要查詢的其他工作人員。

皮藝軍認為,應該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員與執法機關之間的聯系,確立監控和跟蹤渠道。此外還可以建立定期匯報制度,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人員在回到當地之后要進行備案,不斷強化當地政府和就業單位的監督。如果這方面能夠形成地方性法規,相關行業在入職時就會有硬性規定,要進行身份的認定,確認沒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才予以錄用。

“入職審查機制具有預防犯罪的意義,在與未成年人相關的養育、教育機構中降低出現性侵未成年人行為的風險。此外,家長和學校還應該重視兒童性保護教育的問題。”阮齊林說。

皮藝軍認為,要貫徹落實好已有的法律法規,將社會監督和防范機制構建好。學校和家庭都應該加強對兒童的性保護教育,家長本身應該解放思想、權衡利弊,讓孩子認識到哪些屬于性侵行為。

對于未成年人之間的侵害行為,阮齊林認為,法律主要有兩個解決途徑:懲罰和教育改造。目前,我國對未成年人的法律保護比較全面,設有專門的未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部門等。一般來說,對未成年人性侵行為的判處相對成人較為寬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