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胎鏨胎琺瑯嵌畫琺瑯執壺 圖：@故宮博物院

清 乾隆鏨胎琺瑯金鼎 廣州博物館藏

清 鏨胎琺瑯太平有象 圖：@故宮博物院

明宣德 鏨胎琺瑯纏枝蓮紋盒 圖：@故宮博物院

中國古代工藝品中最晚形成的著名品種是琺瑯，其中比較常見且為人們熟知的品種，就是俗稱的景泰藍。它大約于13世紀末葉由阿拉伯國家傳入中國。在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藝術土壤上,這種以金屬為胎, 填敷琺瑯釉料燒制而成的作品, 很快融匯了民族的傳統風格, 生長為一顆璀璨的明珠。

廣州中，收藏著一件“清乾隆鏨胎琺瑯金鼎”。這是一件晶瑩華麗、流光溢彩的精品，是當時廣州工匠制作并呈送宮廷的，代表了工匠之手所能達到的最高水準。

“廣造”琺瑯匠人 是宮內的倚重

這件琺瑯金鼎雙耳作“云花”式，鼓扁腹，圜底，三獸首柱足，通體飾有紅、黃、藍、綠、白五色花紋圖案，以黃色細弦紋為底，肩飾綠色如意紋，腹飾蝠云紋及團壽字，紋飾圖案寓意“福祿壽”，腹外底有“乾隆年制”楷書四字方款，帶蓋，蓋頂飾有綠色翡翠一顆。造型精美華麗。

這件精品是當時廣州工匠的作品，并呈送北京成為皇家用品。后來由故宮博物院調撥廣州博物館收藏。廣博研究人員余曼指出，清代鏨胎琺瑯工藝的制作中心是廣州。廣州鏨胎琺瑯是在歐洲金屬工藝和琺瑯工藝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由于廣州在清代是對歐美貿易的唯一門戶，許多外國人都由此進入中國。琺瑯制作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而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當時，清宮內造辦處的琺瑯作匠人大多是由粵海關選入，稱為“南匠”。廣州琺瑯制作的鼎盛期在乾隆年間。乾隆帝曾下旨在長春園北部修建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等西洋式建筑群。室內陳設需要大量巨型鏨胎琺瑯器，大大促進了廣州鏨胎琺瑯的發展。余曼指出：“廣州鏨胎琺瑯造型奇特，裝飾豪華，圖案有蓮花大卷葉、纏枝蓮、夔龍、夔鳳、拐子、回紋、萬字不到頭、芭蕉等，結構嚴謹，布局繁密，已經看不出歐洲圖案的影響。”

貿易往往伴隨著文化交流，而且是雙向的。當外國人滿載著絲綢、瓷器、茶葉以及各種中國特色器物的船只從黃埔港出發銷往海外的同時，他們也留下了各種思想和技藝并產生深刻的影響。廣東琺瑯就是其中之一。有研究者指出，它是中國工匠在學習外國工藝基礎上再創造的精華，是中外手工藝術碰撞的火花。廣東琺瑯主要以金屬為胎體，工藝種類包括畫琺瑯、掐絲琺瑯、鏨胎琺瑯等。按廣東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丁蕾的說法，廣東琺瑯最初受到關注，全因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對歐洲銅胎畫琺瑯制品的垂青，“17世紀末廣東已經擁有能制作該種工藝的匠人。為了中國也能制作出這種奢侈品，在康熙帝積極推動下，清宮‘造辦處’引進來自廣東的技術、人員和原料，并邀請外國傳教士一同研發試驗，最后成功燒制，建立銅胎、瓷胎、玻璃胎、宜興胎四種胎質的中國畫琺瑯系統”。廣州的潘淳、楊士章及江西的宋潔等十幾人，即為選派進宮的琺瑯工匠。乾隆時期始逐漸將銅胎畫琺瑯委托給粵海關制作，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將清宮畫琺瑯的技藝與風格又回傳廣東。

在乾隆朝 琺瑯工藝發展到鼎盛

琺瑯是以礦物質的硅、鉛丹、硼砂、長石、石英等以適當的比例混合，分別加入各種不同顏色的金屬氧化物，經焙燒研磨制成粉末狀彩料后，根據不同的工藝，填嵌或繪制于金屬胎體上的一種藝術創作過程。金屬鏨刻技法是我國古代一種傳統的金屬器加工方法，早在商周時代，當時的工匠們就將這一技藝廣泛運用到青銅器的裝飾上，并制作出圖案精美的青銅工藝品。

琺瑯是外來工藝名稱的音譯。我國古代文獻中“佛菻”“佛郎”“拂郎”“發藍”等詞均為琺瑯的舊稱，是因譯名不統一而出現多種寫法而已，實為同一物質或同一工藝。明清鑒賞著錄中的“大食窯”“佛郎嵌”“鬼國嵌”等名稱，也都是指琺瑯工藝的不同制品。清代以來又稱為“景泰藍”，清內廷稱燒造琺瑯工藝的作坊為“琺瑯作（廠）”。

具體到鏨胎琺瑯器，顧名思義是將金屬雕鏨技法運用于琺瑯器的制作過程中。它的具體制作工藝過程是先在已制成的金屬胎上，按照圖案設計要求描繪紋樣輪廓線，然后運用金屬雕鏨技法，在紋樣輪廓線以外的空白處，進行雕鏨減地，使得紋樣輪廓線起凸，再在其下凹處點施琺瑯釉料，經焙燒、磨光、鍍金而成。清代乾隆年間鏨胎琺瑯器的制作, 除以廣州為最具代表性之外，內廷琺瑯作和揚州也偶有制之。內廷琺瑯作所制的鏨胎琺瑯器，鍍金厚重堅實，充分顯示了皇家的尊貴氣派，釉色純正渾厚，并多以深色琺瑯釉作底。

據統計，故宮博物院現藏的幾十個類別共計186萬余件珍貴文物當中，琺瑯類器物近7000件，其時代上自元明，下至清末，其中又以乾隆時期為主。其主要來源有：宮廷御用作坊的制品；各地官府奉旨承造的宮廷御用品；還有地方以各種原因進到宮中的作品。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時期琺瑯工藝的最高水平，是一份完整的中國金屬胎琺瑯工藝發展演變歷史的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似乎只有繁瑣華麗才能得到乾隆的嘉獎

西歐鏨胎方深受拜占庭掐絲琺瑯的影響。13世紀成吉思汗的遠征軍隊橫跨歐亞大陸，蒙古鐵騎每每攻占城池唯有身懷技藝的工匠得以免殺，或“取工匠隨軍”或“取工匠分于各營”，這條“惟匠得免”的政策大體可以肯定大食掐絲琺瑯工匠被虜隨軍成為工奴，后又來到我國。不少中外學者都認為，從理論上說，掐絲和鏨胎這兩種琺瑯技術是蒙古遠征軍有機會接觸到，并逐漸傳入中國的。

明天順三年（1459年）的《新增格古要論》寫道：“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嵌相似……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盞。俗呼曰‘鬼國嵌’。”同時講到“內府作者，細潤可愛”。“佛郎嵌”又稱“鏨胎琺瑯”，我國早期的作品較少見，最早的1件作品就是一件現藏于故宮的明宣德款鏨胎琺瑯纏枝蓮紋盒。盒里夾了一個黃簽，記載著這件圓盒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從太仆寺撤下來的。盒上款識為“宣德年制”。

學者陳麗華指出，作為琺瑯器制作的高峰，清乾隆時期的琺瑯裝飾手法繁縟華麗。紋飾繁縟、堆砌的裝飾風格成為乾隆朝琺瑯工藝的一大特色，似乎只有繁瑣華麗，才能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造辦處活計檔中有這樣的記載，例如，乾隆元年，乾隆在看過太監呈覽琺瑯作制作的鼻煙壺后，傳旨：“鼻煙壺上花卉畫得甚稀，再畫時畫得稠密些。”乾隆四十八年又傳旨：“照稿往細致里畫，別畫糙了，欽此。”等等。乾隆皇帝的這種審美自然引領了這一時期的工藝品的裝飾風格。乾隆時期的琺瑯工藝在制作技術上已經精致成熟，故常常是將琺瑯和各種不同的工藝技法巧妙結合于一體，表現出極大的完美性。如掐絲琺瑯與畫琺瑯工藝的結合，掐絲琺瑯與鏨胎琺瑯工藝的結合，掐絲琺瑯與鏨花工藝的結合，琺瑯工藝與鑲嵌珠寶工藝的結合等。

金屬胎（主要是銅）琺瑯器既有金屬的貴重和堅固，又有琺瑯釉料的光滑與裝飾性，同時具有耐磨和耐腐蝕性。作為皇家生活用具，它體現出皇帝的尊貴地位，能為宮廷增添色彩。乾隆年間制作了數以萬計的金屬胎琺瑯器皿，留下了眾多的作品，而堪稱稀世之珍的則是那些為數不多的精品，它們都具有極高的工藝水平和濃厚的時代特征，令人過目不忘、流連忘返。由于存量大，清代金屬胎琺瑯器皿，在宮廷中舉目皆是，到處可見。它們上可作為典章用品和祭祀工具，下可作為陳設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清宮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描繪著中國藝美術史上極其光輝燦爛的一頁。（文、圖（除署名外）/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