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對于美國兵馬俑這個事情，據您的了解，如果按照國內的法律或者規定，會出現這種情況嗎？一般會怎么處理？

陳履生：關于發生在美國的兵馬俑斷指事件，如果在國內的話，不大可能會出現像美國的這種情況。因為兩國的法律不同，我們的社會制度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法律有中國的國情和特點。因此，這個案件如果發生在中國，首先是有《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另外還有關于公共安全的一些法律，可以判破壞公共安全、尋釁滋事等等，怎么說都可以給他定罪，毫無疑問。而中國的公眾一定是支持的。實際上發生在中國各級博物館中的這種事件是非常罕見的。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國外的一些博物館發生類如兵馬俑斷指事件的新聞，也常看到包括盜竊等事件的發生，更有像去年一把火燒掉巴西國家博物館這樣令世人震驚的事件。中國各級博物館的保安都非常嚴密，加之中國社會對于博物館關注的程度等都決定了這種治安事件在博物館中發生的概率偏低，但是，這并不影響到中國的各級博物館對于公共安全問題的關注。毫無疑問，中國博物館界上上下下對于安全工作的重視，與很多國家相比都是異乎尋常的重視，因此，我們發生在博物館的公共安全事件相對來說較少。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俑坑現場內的工作人員

記者：這是一起偶發事件，但對以后的文物外展，有什么警醒？您認為中國文物出境展覽該如何防范這類情況的發生。

陳履生：在博物館的對外展覽交流中，很難做到萬無一失。因為文物離開博物館的任何交流的展覽都有可能帶來風險，這包括運輸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從國內博物館到機場，從落地機場到合作的博物館的路上，進入到博物館中的布展，包括展出中的各種可能，如此等等，都構成了一個風險的鏈條。當然，我們不能因為風險的存在而減少或者不進行國際交流合作，只能是引以為戒來加強風險意識，并從法律上或從其他方面來構成一個消除風險的系統，并采取一系列的防范風險的措施。雖然這是一起偶發的事件，可是，卻對我們國家對外文物交流展方面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警示：

首先，要充分考慮到與之交流的博物館在安全保衛方面以往的狀況，比如像這次發生事件的美國費城富蘭克林科學博物館，以后就不應該繼續有合作。為此，國家文物局應該制定一個以國家名義提出的參考名錄，相當于黑名單，美國費城富蘭克林科學博物館應該進入到這個黑名單之中。

第二，“兵馬俑：秦始皇帝的永恒守衛”展的展品以秦兵馬俑為主，兼有西周及漢代時期的陶器、青銅器、金銀器、玉器等，像這樣一個高等級的文物展覽，似乎不應該放到“科學博物館”這類過于普及的科學類的博物館之中，因為這類博物館的觀眾人數多，展覽的策展和展品往往都能夠觸發人們的想象以及動手的欲望，館內存在大量的動手的展品與內容。像兵馬俑這樣的歷史文物展覽應該放到比較大型的展示歷史文物和藝術品的專業博物館之中。

第三，要充分考察博物館關于安保的一些基本的設施和措施。如果這些館沒有很嚴密的措施，甚至在閉館之后都不鎖門，都不清場，那么，對于展出高等級的文物是相當危險的。

第四，應該簽署更嚴格、更細致的展覽協議。要注意細化展覽合同的條款，先君子后小人，要考慮到一旦發生事故之后在追溯方面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或者要為未來解決問題而設置一些先決的條款。

第五，保險合同也要細化，整體損壞與局部損壞，如何賠付以及賠付的價格。

第六，發生事件之后，不要急于去修補，像現在修補的完好如初，那么，賠付就出了爭議。出了問題，封存起來，代賠付結束之后，運回來慢慢修補。

記者：被羅哈納折斷手指的兵馬俑是中國數千個兵馬俑中少數被完全復原的兵馬俑之一，保價450萬美元。12位陪審團成員認為該件文物為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無市場交易價格，因此對兵馬俑受損部位的價值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對于這個分歧，您怎么看？

陳履生：關于文物補償的價格認定的問題，這一點中美之間可能會有著很大的差異性，這也提醒我們，將來在對外合作展覽中遇到此類問題要事先講清楚文物的價格的問題。通常為了促進文物交流展的順利進行，雙方都可能會做一些妥協，包括降低文物的保險價格等。但是，這為未來的處理帶來了很大的麻煩，這次兵馬俑事件就是如此。美國人提出來“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無市場交易價格”，不能說明它沒有價值。這也反映了中美兩國在文化遺產認同方面的不同，因為美國的地下挖不出這么悠久歷史的文物，他們對于歷史和藝術品價值的認同是基于博物館和市場。

毫無疑問，像兵馬俑這樣的高等級文物，沒有，也不可能出現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當然它就沒有一個參照的價格。類似的這樣的問題，新中國以來出土的很多文物在國際市場上都沒有流通，這也就缺少參考的價格。顯然，美國此案中的陪審團成員缺少這方面的基礎知識，也缺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而用所謂的國際市場的參考價格來制衡中國方面的索賠，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和很多近70年內出土的文物都沒有一個參照的價格，表現出了中國歷史文物和藝術品在國際上的特殊性。

就本案而言，如果有價格參照的話，那么，處理就是很簡單的問題，而對于像中國文物這樣一種特殊性的對象，即使沒有價格的參照，也不代表他就能降低它的價格，也應該表現出對于中國文物和中國文化的尊重。在國際文博界，如古埃及文物，在國際市場上有交流，而且很多博物館中也都有古埃及的文物。那么，它很容易找到一個文物參照的坐標。實際上，就文物而言，重要的、國寶級的都具有其獨特性和稀有性，也很難找出價格的參照，比如你損壞了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賠付的價格是參照達芬奇的哪一件作品？顯然，參照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出現的達芬奇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是不合適的，而這都是那個陪審團所不了解的。因此，此案在索賠的時候，最基本的也只能是按照展覽協議的條款，目前可知的是協議保險價格是450萬美元，這個價格的認定基本上可以說明當初在談判時期的認同，也說明不存在“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無市場交易價格”，展品的保險價格就是它實際的價格認同。那么，現在只能認定協議清單中明確的價格。俗話說：十賠九不足，看來目前能賠就不錯了。這也是該引以為教訓的。

2017年，“秦漢文明展”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現場中的兵馬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