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梁金生　　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博物館專家

用智慧與美為未來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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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是一座文明的燈塔，文物就是開啟故宮文明的鑰匙。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博物館專家——梁金生，人稱故宮“大內總管”，他是文物最忠誠的守護者。梁金生在CCTV《開講啦》節目中說，“每一次對文物的清理都是對歷史文化的梳理。”梁金生“入宮”工作39年，而祖上五代人加起來在故宮已經有150多年，見證了故宮1/4的文明史。為了守護住這份中華文明，梁金生這一輩子就干了一件事——摸清家底，故宮到底有多少文物？他想要一個一個數清楚。歷時7年的時間，梁金生主持完成了故宮最大規模的文物清理活動，讓故宮有了建院以來藏品數量上第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數字——1807558件（套）。

選自 CCTV-1《開講啦》公眾號，有刪節

主講嘉賓

精彩觀點

為什么要守護著呢？就是覺得年輕人想了解我們的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來，有東西可以看。不僅僅是守著，還得守好！這是“故宮人”對文化傳承的一種責任。

原來我以為我已經很了解故宮了，通過整理文物我才發現，我又重新認識了，故宮就像一面鏡子，照著過去，也映著未來，它經歷了600年的風雨滄桑，它老了！但是你看著每天慕名而來的游客，又覺著這兒充滿了活力。故宮的魅力不是它收藏了多少寶貝，而是它的那份厚重的中華文明。

從一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或文物工作者來看，文物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那么為了故宮這些藏品能夠延年益壽，我們應該盡量避免造成過度地使用，我就提出來了文物的休眠制度。比如說《清明上河圖》，類似這樣的文物，你這次提用到你下一次提用，這個間隔我給它起名叫“休眠期”。幾年呢？三年到五年。

一家五代人的故宮情緣，經歷了古物南遷

我也不是什么大家，非常平凡的一個普通的小老頭，只是因為我在故宮的時間比較長，或許是因為我們家的歷史跟故宮的淵源比較深，所以我對故宮的這些事情就了解得多一點。我們家五代在故宮——我的高祖、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父親和我。我高祖和曾祖的作品，在故宮檔案上有記載的有一百多幅。我的祖父，從皇宮變成博物院，這個過程他經歷了。那么我們家，還可以說的一件事呢，就是故宮古物南遷。

故宮古物南遷，是日軍占領東北以后呢，把戰火燒到了山海關，這時候，故宮人員就覺得太危險了，故宮東西應該搬家。當時故宮準備了一年裝箱，大概有13000多箱。我爺爺當時就是參加這個南遷的工作。他們第一站到了南京，在南京建了一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蓋了個庫房。在南京待的時間不長，因為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了，上海的淞滬會戰打響了，南京也不保了，要搬到重慶去。當時故宮的文物西遷呢，分了三路，南路、中路和北路。北路就是從南京的浦口坐火車，過徐州、鄭州，然后經西安運到寶雞，從寶雞翻秦嶺穿大巴山，運到了四川峨眉，這條線路就是我爺爺押運的這個路線。

途經大半個中國，上百萬件文物，無一損失，每件文物都包含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不能讓它們流落他鄉，大家就是靠著這樣的信念，拼了命地保護好國家的東西。我的爺爺護送這批文物躲避戰火，轉了一圈兒，而我的父親又把文物安全帶回了故宮，我繼續地在故宮守護著這些文物。

為什么要守護著呢？就是覺得年輕人想了解我們的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來，有東西可以看。不僅僅是守著，還得守好！這是“故宮人”對文化傳承的一種責任。

為什么我對故宮有那么深的感情？這個國家的情懷、故宮的情懷、我們家的情懷都集中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對故宮是情有獨鐘。

歷時七年，藏品數量終于有了準確數字

我是1979年到的故宮博物院，后來1984年，我調到了這個保管部的總保管組。我們提出來對于故宮藏品的清理要摸清家底兒，這個工作我就自己認為是歷史地落在我肩上了！因為我對管理人員清楚，誰管理什么我知道，故宮哪些東西、哪些庫房應該怎么放，怎么存放這些東西，我也比較熟悉，那么總賬又在我手里，這樣院里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讓我來負責故宮博物院這次文物清理。從2004年到2010年，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這次清理。　 我們用了7年時間，完成了故宮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文物清理。讓故宮有了建院以來藏品數量上第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數字——1807558件（套）。

這么多文物一件件核對，挺難的，不知道翻了多少文件柜和歷史檔案。但是也能發現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說清理庫房時發現乾隆的詩稿就有三個大箱子。研究發現，乾隆十年之后，每年的寫詩數量才逐漸提高，而且乾隆的大量詩作其實是記事體，相當于每天發一兩條微博。文物的清理就像跟不同時期的歷史對話，更是對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回顧與梳理，留給后人一個清晰的文化脈絡。　　 這次文物清理的報告都是我寫的，加起來有十萬多字。

這十萬多字我怎么做出來的？一個手指頭敲出來的。我不像你們打字盲打都行，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很費工夫。我要把要做的一些事情都全給他做好了，我不能讓后人在清理文物的時候，還碰見我清理文物時那么多的困難。

在目錄上畫滿紅圈，在故宮等待國寶回家

另外還有一個，在一九二幾年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紙卷，在清史善后委員會整理的清查故宮物品中，發現一個紙卷，上面是什么呢？是溥儀賞給溥杰的東西，這些東西已經不在故宮了。我每天都要翻幾遍，找上面文物的線索。通過收購、拍賣和捐贈的方式，我們也找回來了一些文物，像《出師頌》、《十詠圖》等等。我延續了前輩們的做法，每找到一件文物我會在上面畫一個圈，每找回一件，就等于找回一段我們的歷史。這個目錄我也會留給我后面的接班人，希望能一代代傳下去，讓他們繼續去找回我們國家的東西，直到目錄上畫滿紅圈，讓所有的國寶都回來。

那么除了這些原來故宮的東西我們要征集回來。另外還有一些，社會上人們自覺自愿地捐給故宮的一些文物。比如說像乾隆款的那個冰箱，琺瑯冰箱，它里邊有屜是放冰的，這個屜上可以存放一些食品，比如說荔枝肉啊、西瓜啦。另外箱子頂上有那個放氣孔，里面的冰可以散發出些冷氣來，也是一種降溫的東西。

這個琺瑯冰箱呢，原是一個叫陸觀虎的收藏的，他是天津的一個老中醫。陸觀虎他女兒叫陸儀，陸儀的兒子叫潘大衛，說我們要捐一對琺瑯冰箱給故宮。當時呢我們就說要給他獎金，那時候社會上剛聽說有“萬元戶”什么的，說就給他們一萬塊錢。這潘大衛本來坐在椅子上，騰就跳起來了，不行不行，絕對不行，這個就是宮里的東西，我們要物歸原主，不能收錢。他們這家人對于文物的感情是很深的。那么捐贈文物的人，我們故宮都要出一個證書，叫捐獻證書。捐獻證書必須要有人名，他說，最好不寫，就寫“一個市民”，沒有把這事當一個家庭的榮耀。故宮代表中華文化的精髓，所以我就想，最普通的勞動人民都能有這么一種情懷。

原來我以為我已經很了解故宮了，通過整理文物我才發現，我又重新認識了，故宮就像一面鏡子，照著過去，也映著未來，它經歷了600年的風雨滄桑，它老了！但是你看著每天慕名而來的游客，又覺著這兒充滿了活力。故宮的魅力不是它收藏了多少寶貝，而是它的那份厚重的中華文明。

為了藏品延年益壽，提出文物“休眠”制度

從一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或文物工作者來看，文物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那么為了故宮這些藏品能夠延年益壽，我們應該盡量避免造成過度地使用，我就提出來了文物的休眠制度。比如說《清明上河圖》，類似這樣的文物，你這次提用到你下一次提用，這個間隔我給它起名叫“休眠期”。幾年呢？三年到五年。

有一次我們跟美國一個博物館談展覽，他要用我們故宮的《乾隆大閱圖》，這幅圖剛剛從日本展覽回來，我就沒同意，對不起，它在休眠，不要“叫醒”它。那人在故宮那院里，溜來溜去，后來跟我們外事處的人說，你們這個梁先生怎么那么“死性”啊，我就覺得什么呢，就更堅定了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寫在規章制度里。　　　當年我剛“進宮”的時候31歲，一下子四十年快過去了。你要問我故宮對于我來說是個什么地方？這還真不好說，是單位？是博物院？是家？也許都是。我們家和故宮有著五代人的情緣，其中三代人都守著這些文物。我有時候在想，故宮為什么能夠吸引那么多人呢？不是它里面有多少寶貝，而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讓我們的文化一代代傳遞下去，這就是我的愿望！

在2008年我60歲要退休的時候，我們院長跟我談嘛，就認定要退休了，談一次話，開玩笑地說你可不能走，什么時候把你的骨髓“榨干”了，才能讓你走。當然這是句笑話，那也說明了，我也是這個想法，我在這工作了一輩子，我就要把我的后半生完全獻給故宮，獻給這個我熱愛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