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5日電（記者 呂巍）2018年7月4日，一位38歲的媽媽抱著只有7個月的女兒，從24樓一躍而下，當場死亡；
2018年6月27日，長沙一位31歲的媽媽，從26樓墜落身亡。僅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大的8歲，小的才1歲多；
2018年2月6號，重慶一女子從27樓跳下，當場身亡，留下一個13歲的女兒和5個月大的兒子；
2018年1月5號，山東的邵女士帶著女兒跳入黃河，雙雙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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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一再發生，讓一部分人開始重新審視“產后抑郁”這四個字，而另外一部分人則仍然用“矯情”二字總結媽媽們的決絕：不就是生了個孩子嘛？至于尋死覓活嗎？
“很至于，因為‘矯情’也是病！”此次兩會，農工黨中央提交《關于強化我國孕婦產后抑郁癥防治的提案》，呼吁盡快建立產后抑郁癥防治體系，給產后女性更多關愛。
媽媽≠無堅不摧
剛做完剖宮手術，就馬上要投入到一份需要24小時隨叫隨到、且沒有收入的工作里，但是因為有“媽媽”的稱號，女人們必須笑著面對。
若是有一點沒做好或者表現出多愁善感，還常常要承受“就這么點事，你都做不好”“都是媽媽了，還這么矯情”等指責。
角色的轉變，心理的落差，價值感的湮滅……媽媽們還來不及適應，就被吸入產后抑郁的黑洞，并被吞噬了所有的喜怒哀樂。
農工黨中央在調研中發現，由于對產后抑郁了解不夠，很多家屬對產婦“重身體，輕心理”。在醫院產檢和住院期間，較少關注孕婦心理健康，對產后產婦社會角色轉變、預防產后抑郁癥發生、自我調適方法等專業指導關注較少。產婦產后訪視中也沒有相關產后抑郁癥的檢查項目，而產后6周內恰恰是產婦發生產后抑郁癥的多發期，亦是早期發現的最佳時期。
“應通過媒體、報紙、傳單等形式向廣大民眾宣傳心理健康和產后抑郁的知識，提高廣大民眾對產后抑郁的識別率和重視程度，重點宣傳心理健康知識和家庭、社會關愛模式，進一步提高社會對產婦的關愛程度。”農工黨中央建議建立由“產科抑郁癥篩查——婦幼保健機構干預——精神衛生專科/機構診治”組成的三維產檢篩查與干預模式。對可疑陽性產婦，轉介婦幼保健機構進行心理輔導和心理干預；對篩查結果為陽性的產婦則轉介到精神專科進行確診。
缺醫少藥亟待解
產后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是什么？很遺憾，至今尚無。
農工黨中央的提案中介紹，產后抑郁癥目前應用較多的是依據各種癥狀自評量表如SCL- 90，SDS，EPDS等，由產婦自行填寫表格，以相應的評分結果來判定是否患有產后抑郁。“這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評分的主觀性太大，診斷尚缺乏客觀指標，尚無特異的實驗室指標和統一的診斷標準；二是量表主要是通過翻譯國外的量表，而東西方文化存在差異，西方的量表可能不太適應中國國情。”
治療方式單一，缺乏針對性藥物也是大問題。目前對產后抑郁的常規治療僅為藥物治療，缺乏心理治療，而且國內外上市的各種抗抑郁藥物都是針對普通患者的，產婦是特殊的群體，常規抑郁藥物的適用性有待考證。
農工黨中央認為，國家衛健委應盡快成立專項專家工作小組，組織相關領域（精神科、產科等）專家統一制定一套簡便快速識別產后抑郁癥的評估量表或系統，及時發現患者。同時組織專家制定適合的產后抑郁癥診療方案，規范診斷和藥物、心理治療手段，并推廣到各級醫院。
重視數據采集分析，開發針對性藥物也是當務之急。農工黨中央建議建立本地區產后抑郁癥患者的數據庫，以了解本地區該疾病的流行病學特征，及產婦的特定藥物需求，通過大數據進行質量控制和提升干預的有效性。同時，鼓勵醫藥研究和生產企業，根據產后抑郁的特點，研究與開發產后抑郁癥的特效藥物，制定有效的治療指南。
救助服務專人專事
農工黨在調研中還了解到，得了產后抑郁卻“求醫無門”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
目前，我國嚴重缺乏專業治療人員及機構。一般婦幼保健院中缺乏專業心理診療醫生，綜合性醫院診療條件不能滿足產婦的需求，多數患者又因“污名化”等原因不愿去精神病醫院問診，造成產婦抑郁后“求醫無門”。
對此，農工黨中央建議把產后抑郁預防診治納入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由基層醫療機構負責定點組織實施，免費提供預防救助服務。“同時，加強基層醫療機構的心理醫生的配備與培訓，組織醫生在孕婦產前產后通過量表定期評定其心理健康狀況，并在產后定期隨訪。在出院后半年內可通過社區醫院、電話回訪或者電子數據系統（如APP），隨訪產婦的心理健康狀態，重點患者定期上門隨訪，及時采取相應醫學干預。”
編輯：劉名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