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報記者 楊朝英
重器解讀：
■集成電路芯片一般只有指甲大小，卻是現代工業的靈魂。它的核心功能是輸入指令，進行運算，輸出命令，就像人的大腦指揮全身的運動一樣。目前，全球工業系統正在逐漸進入智能化時代，芯片應用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可以說，一個現代國家的工業體系如果沒有集成電路芯片，基本上就會處于癱瘓狀態。由于集成電路芯片產業具有投資巨大，回報周期長，并且迭代快，一旦形成競爭優勢，新投資者進入將面臨極高的風險。但因為它帶動的產業價值高，幾乎所有工業型國家都在某些領域尋求突破，以在全球分工中謀得一定的話語權。
2500年前的一天，周王室資深圖書管理員李耳西出函谷關，留下了“道之為何”的千古一問。
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在苦苦追索答案。
邁入新時代，中國人已然有了自己的答案。
不過，生活的常識和歷史發展的邏輯，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們，找回根本大道后，依然要解答一個又一個新問題，避免誤入岔道。
比如，集成電路芯片產業發展之道。
求解這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造一塊堅實的鋪路磚。
這塊鋪路磚，已經鐫刻上無數科技工作者、產業從業者的名字。
鄧中翰、周玉梅就是其中兩個代表。
鄧中翰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擔任星光中國芯工程總指揮、數字多媒體芯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并且創辦了中星微集團，不斷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
周玉梅是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97年至今一直從事集成電路研究工作，2006年開始擔任中國科學院微電子研究所副所長。
他們把自己最好的年華給了這份事業。對待這份事業，他們有愛，有思考，也有期待。
創新之道
一個穿著“紅舞鞋”的產業
記者：為什么很多人認為集成電路芯片產業創新難？
鄧中翰：首先，任何創新都是對既有的顛覆或超越，難是它的基本特質。如果說一件事一點也不難，那很難稱得上是有價值的創新。
其次，從科技發展史角度看，現在不是蘋果掉下來砸在腦袋上就能出成果的時代了。樹上成熟的蘋果基本沒有了，只有團隊合作爬上樹、墊高自己，才可能摘到蘋果。
其中，芯片產業又有特殊性。它與高鐵、水利等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重大工程有明顯區別。比如，直接與國際巨頭競爭，產品換代周期短，研發難度不斷增大，研發投入持續走高等特性。因此，為扭轉芯片核心技術上被“卡脖子”，芯片安全面臨威脅的現狀，我們要走既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硅谷的創新道路。
1999年，我響應祖國召喚回國創業，在工信部（原信產部）、科技部、財政部和北京市的支持和投資下，帶領團隊承擔和啟動實施“星光中國芯工程”，在中關村創建中星微電子公司。20年來，我們申請了3000多項國內外專利，將數億枚芯片打入蘋果、索尼、三星、戴爾等國際巨頭的產品中，兩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中星微也于2005年成為第一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芯片設計公司。中星微與公安部一所作為聯合組長單位牽頭制定了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的核心自主技術標準，包括SVAC國家標準（GB/T25724-2017）和GB35114-2017國家強制標準，使我國在該領域跨入世界領先水平。20年前，財政部對中星微1000萬元的投資，是我國國有資本進行的第一筆風險投資，在中星微赴美上市后獲得了22倍收益。這為后來的國家大基金進行投資開創了成功先例，也為中國科技體制創新探索出一種模式。
但創新并不止于一種模式，鼓勵大膽探索，營造更為寬松的創新環境，讓創新者享受挑戰的樂趣，更為重要。
周玉梅：這是一個鏈條長，而且技術密集、資金密集、人才密集的產業。技術上，它在不斷挑戰極限，現在全球最先進的商用芯片已經采用7納米工藝。資金上，僅制造環節硬件投入，28納米級別的設備就需要70億美元左右。而且每提升一代工藝，就需要一代新設備，這與傳統制造業很不同。我們經常形容這是一個穿著“紅舞鞋”的產業，一旦進來就停不下來。而且每個細分領域只有前兩名才有優勢，是一個典型的贏者通吃的市場結構。從投資收益講，這個行業的利潤率不高，但帶動產業附加值高。比如，胎壓自動檢測功能給汽車價格帶來的提升，與其壓力傳感器和配套芯片的價格是無法比擬的。正因為鏈條長，沒有一家企業能從頭做到尾，也給了我們在產業鏈條上逐點突破的機會。
趕超之道
每個環節都做第一是不現實的
記者：如果把全球芯片產業排個座次，中國整體實力能排在第幾位？
周玉梅：芯片產業是個國際分工比較完整的體系，每個國家都不敢說自己是這個行業老大。近些年，特別是國家重大專項實施以來，取得了重大進展。國內芯片設計可以用異軍突起來形容——華為的基帶芯片，已經具備了國際競爭力，華為手機作為終端產品已經逼近蘋果手機的水準；以中芯國際為代表的制造能力，有了長足進步，完成了14納米布局，正在研發7納米工藝；裝備方面，實現了從無到有，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個別產品已經走出國門；封裝領域差距最小；設計工具EDA方面，美國實際上具有壟斷地位，我國上世紀80年代起步的“熊貓”雖然沒能實現趕超，但現在的“飛天”已經顯示不錯的潛力。
鄧中翰：我們要承認差距，也要認識到自己的優勢、潛力。20年前，我剛回國時，市場上的芯片基本上都是國外的。現在，我們在一些領域已經基本實現國產化了。比如我們這兩年相繼推出的“星光智能一號”、“星光智能二號”人工智能芯片，采用數據驅動并行計算架構，已經大規模應用在公共安全視頻監控攝像頭中，發揮出色的前端邊緣計算能力，為國家公共安全、信息安全提供技術保障，讓人民群眾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
人才之道
納一流英才育一流人才
記者：對于培養芯片產業人才隊伍，您有什么建議？
鄧中翰：1999年，新中國50周年大慶。我站在觀禮臺上，看著工農教科各個領域的彩車從面前駛過，接受人民的檢閱，內心充滿驕傲、激動，也有一些慚愧和不安。我在國外求學多年，做了不少芯片，卻還沒為國家做過一片芯片。觀禮結束后，我和團隊決定，回國創業。10年后的2009年新中國60周年大慶，我有幸站在彩車上，拿著我們自主研發的芯片，佩戴六枚獎章，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想建議國家邀請海外人才代表回國參加國慶觀禮。也許在新中國80周年慶典上，又會有一批留學歸國人員，帶著自己的創新成果，在彩車上接受人民檢閱！
芯片產業對于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具有關鍵作用，也是容易發生“卡脖子”的領域。它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也不是一個企業的事情，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情。從我本人來講，作為一名院士、無黨派人士，特別現在成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我感到有強烈的責任感，為國家在這個領域能夠取得一些國際話語權，在產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一方面，我們要抓住歷史的機遇，不斷推出新型技術產品以及大規模的應用，抓住新型人工智能這樣的先機，服務公共安全，給廣大老百姓帶來更多的收獲，保障國家公共安全、信息安全。另一方面，要積極履職盡責，把自己這些年的經驗、觀察和所思所得，分享出去，為產業發展提出高質量的提案，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產業的美好前景、對國家和民族的意義、對個人成長的價值，帶動更多的年輕科技工作者，投身到集成電路芯片產業中來。產業有了吸引力，人才供給質量也會快速提升。
周玉梅：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廣納天下英才，對于集成電路芯片產業更是如此。沒有一流人才，是做不出一流產業的。當前，從國內情況看，我國集成電路芯片領域人才面臨著三個突出問題：人才總量供給不足，知識結構不完備，人才的質量與企業需求有不小的差距。我的建議：一是從學科設置上，要設立集成電路一級學科，適應集成電路產業知識融合的特點。二是打造產教結合實踐基地和實訓平臺，在學校、企業之間，搭建若干能讓學生動手試驗、實習的基地，加快人才培養步伐。
認識之道
合作開放共贏是主流
記者：現在全社會都非常關注芯片產業。您認為，從長遠發展來講，我們應該注意什么？
周玉梅：有關注當然是好事。不過，集成電路芯片產業有自身的特殊性，要有持續性、有耐心、有恒心，切忌浮躁。同時，它是一個全球開放的體系，一定要堅持合作、開放、共贏的思維。在這個產業里，沒有一個國家、一個企業能把全產業鏈都做全，這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的問題。
鄧中翰：媒體上經常說技術產業要從跟跑、并跑再到領跑。其實，這三者不必是遞進關系。不同的產業，策略并不相同。我們完全有機會在某些領域換道超車，實現領跑。比如，我國的北斗系統，就是在無人地帶開創了自己的標準，打造了自己的體系，全球已經有90多個國家、地區用我們的服務和產品了。其實，許多國際巨頭也都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再比如人工智能領域，我們有市場數據方面的優勢、體制方面的優勢，完全可以開辟一個新市場空間，打造自己的底層核心芯片，優化產業鏈，形成中國標準、中國體系。我要強調的是，即使我們有相對完整的自主產業體系，也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下，實現全球分工、產業共享，這是持續發展保持領先必須堅守的原則。這是一個開放的時代，閉門造車只會導致落后，不會讓我們更強大。
政策之道
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
記者：兩會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和致公黨中央相關領導在京開展了“集成電路核心技術攻關進展”調研。可以說，各界對集成電路芯片產業高度關注。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二位對政策有什么期待？
周玉梅：作為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我參加了很多全國政協組織的相關調研，調研組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建議，并且得到了積極反饋，有些建議已經體現在政策中。可以說，近年來國家對集成電路產業高度重視，各部門也相繼出臺了支持產業發展的新政策，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但我也注意到一個問題，有些新政策與以往的政策有沖突的地方，導致新政無法落地。因此，建議在國家層面對現有政策做系統梳理，把相互制約的關系理順，形成政策合力。
鄧中翰：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時強調，嫦娥四號任務“堅持自主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創新”，是“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的又一生動實踐”。新型舉國體制，應該是我國一些關鍵科技創新領域的一個法寶。我想說的是，不要一說舉國體制就認為只有我國在這么做，其實在重大科研、產業項目上，這是國際通例。美國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計劃都是典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怎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用政策杠桿撬動一個又一個產業騰飛。集成電路芯片產業作為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非常需要新型舉國體制的強大推動力。當然，我們要注意新型舉國體制與傳統舉國體制的區別。新型舉國體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舉國體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是從產品導向調整為市場價值導向；第二個，也是最主要的，是從過去純粹依靠行政資源配置，調整為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行政資源配置有效引導；第三個是從過去不計成本地追求目標的達成，調整為目標的實現與成本效益比并重。
編輯：吳靜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