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3日電（記者 徐艷紅）“不少企業不是死在低利潤上，而是倒在高利貸上。”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天津市委會副主委、天津市慶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太利如是說。在調研中，孫太利委員發現，近年來，國家出臺一系列優化民企營商環境的舉措，提高了服務水平和完善了法治環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續激活了民營企業的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但是，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問題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既有企業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問題，其中他認為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問題尤為突出。
孫太利委員以一實體企業為例，企業的過橋貸到期后，資金周轉出現暫時困難，只好從信托機構借了1個億，利率是每月3%，這樣每個月光利息就高達300萬元。前幾年，資金壓力還不大，周轉也沒出現什么問題，但近兩年，資金鏈吃緊，企業就吃不消了。去年，這家企業徹底成空殼，只好關門歇業。孫太利委員說，這一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
“企業即使是微利也死不了，但高利貸卻能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孫太利委員說。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指出“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
孫太利表示，24%-36%的高利率借貸的司法解釋，最初對金融利率市場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使企業融資能夠多元化。但是，由于利率過高過于寬泛，金融監管又不到位，如此高的利率就有了負作用。
民間借貸的企業一般為生產規模不太大的中小企業，由于民營企業從銀行貸款的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內，企業不得不進行期限錯配，短貸長投。一年期滿后，企業仍然需要資金周轉，就得重新向銀行申請，而銀行審批周期一般是一至幾個月，有的銀行甚至會抽貸。孫太利說，這時企業前期資金已投入且項目已上馬，中間的資金斷檔期就會迫使企業不得不向影子銀行借貸度日，于是就有了過橋貸，背上利息高達24%-36%的沉重包袱。企業一旦過不了橋，就會陷入負能量價值鏈的閉環，一環若輸，環環相連，則全盤皆輸。
“實體經濟的利潤一般超不過24%，但為了資金周轉不得不進行拆借，在整個社會經濟高速運轉之時，這些企業的資金周轉問題并不明顯，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企業就可能倒在了資金鏈上。”孫太利不無擔憂地說。
據有關部門統計，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不足25%。民營企業大部分貸款只能從影子銀行解決。孫太利稱，大量資金在銀行和影子銀行之間循環空轉產生收益，助推了虛擬經濟的繁榮，導致實體經濟脫實向虛。
2018年全國工商聯對1300多家民營企業調查顯示，凈利潤在5%以下的占36.09%，在5%-10%的占33.70%，另外有15.77%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實體經濟如此低的利潤根本承受不了24%-36% 的高利率。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民營企業發展中的問題，因此，優化營商環境也應當優化民營企業生存的司法環境。為推動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孫太利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盡快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建議改為“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15%，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以此來限制民間借貸的高利率。
“政府應從防范金融風險的高度，加強對金融行業的監控。通過大數據系統完善金融監管平臺，嚴厲打擊非法集資和高利貸，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孫太利最后說。
編輯：王琦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