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與轉型：中國村落發展的歷史邏輯

【讀史札記】

作為自古以農立國的農業大國，村落在我國有著悠久長遠的發展歷史。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當下，把握村落發展的歷史邏輯，不僅有助于揭示中華文化的源與流，夯實文化之基，更將為鄉村振興提供文化滋養和智慧支持。

文明的起源與村落的產生

距今一萬年前后，農業的出現和發展，使人類從“居無定所”的遷徙流動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類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動了農業的發展。而農業的發展，又穩定并擴大了定居生活，才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與發展。

作為農林漁牧業人群長期生活、聚居、繁衍的邊界相對清楚的聚落空間和社會單元，村落的產生并非伴隨人類的起源就出現的，而明顯是人類進化和人類文明起源時期的產物。人類進化史表明，人類是從靈長類古猿進化而來的，屬于群居型動物。這一進化過程，提供了早期村落產生的兩條線索：一是群居作為動物性本能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特別是到了智人階段，人類為了有效減少單個個體的生存難度，發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發展的族群觀念，因而基于血緣的聚眾而居開始發生。只是由于人類起源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完全過著采集和漁獵的生活，為了獲取食物，需要頻繁遷徙，所以并未形成長期的、固定的、規模化的居住點，居住方式主要是洞居、穴居和巢居。二是由于生存的驅動，人類開始積極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發展出大量與生產生活有關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們的經驗、技術，以及語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動物性聚眾本能開始向社會性聚居意識轉變，基于血緣的原初氏族組織應運而生。于是，地域空間上的居民點開始與作為社會單元的氏族組織重合，具有村落內涵的聚落隨之產生。

原始社會后期，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使早期社會從氏族進化為部落，部落又發展到部落聯盟。建立在氏族組織之上的村落向群團化發展，并形成以城郭為中心的地緣一體化趨勢。由此，國家應運而生，中華大地逐步從分散走向統一。這是從血緣到地緣，進而再到文明的重組與整合。

國家的出現與村落行政化

國家的出現，意味著跨地域、跨血緣、跨部落的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的建立。國家要維系和鞏固這種關系，其前提和基礎是對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為二者關系到國家的人丁強弱和經濟收入的多寡，是“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因此，村落作為最基礎的地域單元、生活單元和社會單元，就具有了國家層面的意義。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和“鄉遂制”，秦漢的“郡縣制”“鄉亭里制”都已充分表明這一點。秦漢時期國家對于村落的管控有所加強，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地形圖》《駐軍圖》中分別自名“某某里”的有43處和41處，均分散在山川地區，既說明村落廣泛存在，也表明其受到國家的行政管轄。

伴隨國家對村落的實際認同，“村”的概念在東漢隨之出現。東漢《周易參同契》謂：“得長生，居仙村”。到東晉南朝時期，文獻中有關“村”的表述多了起來，大有取代其他稱謂的趨勢。《水經注》中名“村”的聚落有19處，從一個側面表明“村”作為一種名稱和地域概念在被廣泛接受。至唐代，國家更是構建了“村坊分治”的行政管控體系。《大唐令》云：“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村正的設置，表明國家的制度性介入。因之，“村”也基本成為村落的專指名詞。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所見村名達56個，亦可見一斑。

不少學者認為我國古代“皇權不下縣”，但從漢唐國家與村落的關系來看，國家權力顯然下滲到了縣以下的地方社會。只是這種滲透并非以設置“國家機構”的方式實現，而是通過基層代理人來體現，如里長、村正，或父老、耆老等。可見，國家視野下，村落以其聚族群體性、血緣延續性和地緣一體性的特質，起到了維系和鞏固國家的穩定、繁榮和發展的歷史作用。

村落共同體的形成與轉型

作為“聚族而居”的社會單元，中國村落是血緣關系優先的社會，屬于血緣型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大致形成于宋代以降，突出表現于四個方面：首先是村落的宗族化發展。不僅村民姓氏體現為一至兩個明顯的主姓，而且形成了以族規、家訓和家法等為形式的宗法制度。民國《歙縣志》載：“邑俗舊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數姓”。其次是互助體系的形成。村民在蓋房、借款、節慶禮儀和耕作、水利疏浚等方面，存在互幫、互賀、互助的道義成分與關系。王禎《農書》云：“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余次之……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為鋤社。”再次是信仰的一致性。明清時期，村落中超越宗族范圍的廟宇修葺和共同祭祀活動成為常態，體現出明顯的村域整合意義。最后是村落治理的鄉約化。鄉約是村落自治及保障村民共同生活的一個重要制度。自北宋第一部鄉約文本——《呂氏鄉約》出現以后，到明清，全國各地皆立鄉約。這些鄉約對村民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行為，以及迎來送往、婚喪嫁娶等社會性活動作了規范性要求。正因如此，使村落形成互助友愛的道德規范，進而構建了以倫理為本位的共同價值觀。

村落共同體的形成，也意味著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世界的產生。除田賦徭役、戰爭動亂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較少與外界發生聯系，是一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形態。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現代化的推進，近代以來的村落共同體逐步轉型發展。從時間上來說，中國現代化的意識及其實踐大致產生于鴉片戰爭前后。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遷，使包括村落在內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以人力和畜力為主的生產方式逐漸被批量化、規模化、標準化的機械化生產取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本瓦解，傳統村落共同體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正在探索一條現代轉型之路。

（作者：胡彬彬，系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鄧昶，系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