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大年初一上映，截至2月15日下午3點，票房突破32億元。

從票房成績來看，已經有不少人將這部影片定義成“現象級”的作品。

其實，這部電影的制作團隊無論是在年齡上還是在經驗上，都非常年輕。80后導演郭帆此前沒有拍攝過科幻題材的影片，80后制片人、編劇龔格爾更是自稱“初出茅廬”，他們是哪里來的勇氣和自信，敢于嘗試這樣一部中國科幻電影？到底是誰在給他們背書？

有人說，是《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劉慈欣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中國科幻的大旗。劉慈欣不這樣認為：“我只能把這看成是一種善意的鼓勵。” 此前，劉慈欣在航天城為航天員們舉辦的超前觀影活動結束后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中國的科幻作者非常多，我只是這個金字塔里比較靠上的作者之一。具體到《流浪地球》，更不可能是靠我一個人扛起來的，我們的團隊有7000多人。中國的科幻發展到現在，最根本的還是背靠國家發展的大背景。”劉慈欣說：“中國社會快速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科幻作者或者電影人無論多有才華，付出多大努力也不可能做到今天的程度。”

劉慈欣的話并非虛言，從某種角度來看，科幻片一直被認為是展現一國國力的“晴雨表”。導演郭帆認為，科幻片其實是一個有著特別屬性的類型片，只有國家夠強大，才有可能拍出真正意義上的科幻片。

在航天城，郭帆對“把科幻變為現實”的航天員觀眾們說：“比如，最近我們的飛行器成功登陸了月球背面，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觀眾才會相信，中國人可以做到電影中呈現的東西。科幻片需要國家的綜合實力來背書。”他由衷地感謝航天員們給了觀眾“堅信的力量”。

“只有我們的宇航員真的上天了，在太空層面講述中國人的故事，觀眾才不會認為我們是瞎編。”龔格爾直白地解釋，話里透著一股自豪。

其實，不僅是航天科技的發展，《流浪地球》影片中的科學設定有不少都能在中國的科研項目中找到對應的成果。

例如，國際熱核聚變反應堆計劃的中方工作人員看到影片中采用核聚變原理為“行星發動機”提供能量，就感到十分親切。實現可控核聚變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努力的方向。而目前，由多個成員國合作的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建設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國對此作出的貢獻有目共睹。

再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也在微信公眾號發文表示，《流浪地球》中的黑科技，該校師生已經默默探索了很多年。打造復雜的巨型“行星發動機”，可能就離不開該校專家發明的“大型復雜整體構件激光成形技術”的支撐；建設經久可靠的“地下城”，或許可以使用該校專家設計的“土壤沉降計算模型”，等等。

有了諸如此類的科技成果，充滿中國元素的科幻故事便不再“違和”。龔格爾把《流浪地球》目前取得成績的根本原因，歸功于國家綜合實力和科技水平的進步，以及公民科學素養和科學理解力進一步的提高，等等。

當然，除了國家綜合實力和科技水平增強的原因，影片主創人員4年間夜以繼日的艱難付出也是電影廣受認可的重要保證。

第一次完整地看完《流浪地球》后，劉慈欣說：“中國科幻片在這一刻起航了。”聽完這話，郭帆躲在角落狠狠抽了一根煙，此前他已經宣布戒煙了；龔格爾回家把胡子刮了，“那時候胡子已經長成張飛了”。

郭帆是個瘦高的青島帥哥，龔格爾是個膀大腰圓的內蒙古大漢，聽到劉慈欣的這句評價，他們覺得“值了”。

《流浪地球》團隊從最初只有郭帆和龔格爾兩個人，發展到二三十人，二三百人，直到最后的7000多人，郭帆、龔格爾心里一直有一種“莫名的堅持”，他們用這種堅持，默默贏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最先，大家對中國科幻電影的市場不信任，不愿意用自己潔白的羽毛去冒險，再加之預算有限。”龔格爾說：“像李光潔、吳孟達老師這些人，他們是真的在聆聽我們的想法，心里有情懷。和他們平常的片酬比起來，這次基本上是義務演出。”

“郭帆說過，要是不竭盡全力做好，觀眾不會原諒我們。我們自己也不會。”作為協調各個崗位的制片人，龔格爾每每在“差不多得了”和“精益求精”之間掙扎時，都被這個念頭占了上風。憑著團隊的這股勁兒，這部國產科幻電影才能給觀眾帶來驚喜。

其實，在此前的許多年里，影視圈內外就已經有不少人呼喚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到來。《三體》的電影編劇邱鈞財也一直為此努力了許多年，因此，當他了解到《流浪地球》的制作過程時，就連日在朋友圈為其搖旗吶喊，激動地表示相信該片的票房能沖破45億元。他相信，2019年，“中國的科幻電影元年真的來了”。

很多中國電影人都像邱鈞財一樣激動，他們仿佛看見自己努力勾勒的夢想終于顯現出了輪廓。盡管對于“科幻電影元年”到來與否的判斷，郭帆和龔格爾仍舊抱有十分謹慎的態度，但從目前的票房來看，這部電影無疑已經給中國科幻電影產業和普通觀眾帶來了豐富的價值。

“我們為什么要做科幻？”龔格爾用一張網絡截圖來回答這個問題。

截圖上，一位小學生用鉛筆在拼音田字格本上歪歪扭扭地寫道：“《流浪地球》這個電影很精彩，我長大想當一名宇航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