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校園里碰到一位生化專業“準院士”級的教授。他非常不悅地說：“你們搞的那個什么抄襲檢測，真有問題，搞得我們，尤其是我的學生下筆先恐‘查’，難道我們參考文獻或按照行業常規描述實驗就是抄襲嗎？特別是對生物實驗中經典方法的描述，為了降低查重率，就一定要拆散字詞重新組織實驗過程嗎？”

兩周前，一位女博士來我辦公室禮貌地說：“老師，你們有查重軟件服務嗎？可否查查我的畢業論文的重復百分比？”我雖有疑惑，但還是幫她聯系了中文刊編輯部。被告知無該服務，她一臉失望地要離開時，我禁不住問她：“既然論文是你親力親為完成的，為什么要查呢？可以告訴我嗎，看我是否能幫到你？”她猶豫了一會兒說，因為博士論文中有一部分是讀博期間已發表期刊論文的內容，為了不被查重，已有改動，但還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大比例，只要低于一個限值，就不想再動心思刻意改了。我跟她解釋，引用已發文章在博士論文中一要標示文獻，二要括引，若一頁之多可以用縮進排版，或改字體區別，表示這些內容已經發表。規范標識，無需查重來回避重復率，即使高于上限，也是正當行為，如CNKI網站已有明確說明，因為博士的工作理當是畢業論文一部分，當然不宜把全文直接粘貼沒有任何標識，但若論文核心部分按以上標識就沒有任何問題。她聽后豁然輕松地離開了。

上面的兩件事，讓我想起2010年在《自然》的一篇關于“31%剽竊”的文章引起的“地震”，讓自己掉進學術抄襲大辯論的漩渦之中(當時，我在文章中介紹，《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從2008年10月到2010年9月收到的2233份稿件中，大約有692份被檢測出有抄襲嫌疑，所占比率高達31%。文章標題原為“創新軟件幫助中國編輯應對抄襲”，在發表前最后一刻被《自然》編輯修改為“中國某期刊檢測出31%的投稿中有抄襲現象”)。女兒第一時間在越洋電話中安慰我：“媽媽您正在做一件正確的事！還記得9歲那年我剛到美國寫第一篇report嗎？”是啊，當時僅有一點粗淺英文看畫書能力的她從圖書館煞有介事地借回來一大包關于林肯的書，為第一篇報告“為什么林肯當了總統”做參考資料。我幫她一起看書，并提議第一句直接抄書“林肯1809年2月生于美國的肯塔基州……”她一本正經地說，老師課堂上說了“直接抄書要打引號！”那一刻，我心里不由得感嘆，何時我們的學校能從小教授孩子如何閱讀和引用參考書？如是，不規范的引用或抄襲事件會不會少很多？我們的作者，無論是社會學背景、還是理工科出身，對這一類的問題會不會有更清晰的概念和操守呢？

“抄襲”和“借鑒”有什么區別？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自古以來，有哪一位作者，第一篇文章或第一部作品能逃脫得了“模仿”的影子？這里不妨借名家之見、唐詩之經，以及最新的報道來討論一番。

胡適眼里的“創造與模仿”

胡適先生是我比較偏愛的國學大師之一。這樣一位思想家在他的小書《容忍與自由》中有一段話讓我不解，似乎與今天論文寫作倡導的“原創”相矛盾。

胡適這樣說：“古人曰：‘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一切創造都從模仿出來，凡富于創造的人必敏于模仿，凡是不善于模仿的人絕不能創造，創造是一個最誤人的名詞，其實創造是知識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沒有一件創新不是先從模仿下手的。一個民族和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最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經過去了。”他還為此舉例：“日本民族的長處是一心一意學別人的好處，他們學別國的文化，無論在哪個方面，凡是學到家的，都有創造的貢獻。文學方面也如此，如文史家說日本的《源氏物語》等作品是模仿中國唐人的小說《游仙窟》等寫的。而今《游仙窟》一書卻是從日本翻印回中國了。”尤其是讀了英國人衛來先生的五巨冊的譯本《源氏物語》書后，胡適說：“若比較這兩部書，不能不驚嘆日本人創造力的偉大，如果真是‘源’模仿了‘游’，那真是徒弟勝過師傅千萬倍了！”

前幾日，又看到《中華讀者報》的一篇文章，題為“成為詩歌的朝代， 唐朝付出的代價” ，似乎與胡適先生的觀點有某些契合之處。這啟發了我對論文寫作中“寫與抄”的內涵與外延界定的思考。現今涉嫌抄襲的指控，已經讓當代的學術作者、文學作家、新聞記者等猶如“驚弓之鳥”。什么是原創，什么是抄襲？如何寫作才不會被認為是不端或不當，尤其是在“秒殺加肉搏”的互聯網時代？我們先看看唐朝人的操守吧。

盛唐詩歌的“隨身卷子”

如何評述漢朝書、唐朝詩、宋朝詞，是史學智識之人的事情，我一不懂歷史，二非文科出身，真不敢妄言一字半句，這里的資料均出自西川一書《唐詩的讀法》，加上自己粗淺的理解，至于原句，一定是加上引號的。

詩歌是盛唐的名片。據悉，公元754年輝煌時期的大唐，“在冊人口約五千三百萬，安史之亂后人口下降到一千兩百萬，而唐人在近三百年里被收集創作的唐詩有近五六萬首啊！”如此推論，那么唐朝的作者肯定遠遠超出《唐詩三百首》所收錄的了，寫詩不僅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普通百姓的樂趣，那么這許多的詩歌創作靈感來自何處？

“據唐時日本學問僧，弘法大師在他的‘論文意’篇中道來：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古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它，以發興也。同書又名《九意》的隨身卷子，為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風意；……僅秋意就有一百二十句可參考，如秋池秋雁、秋月秋蓬等。”這樣的寫作也如后人評說，似無形中約定了唐朝的詩歌是一種參考與模仿式的寫作。同時還鮮有地指出盡管唐朝的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鮮亮名片，但與其前后的朝代相比較，卻少見大思想家出現，如漢代有董仲舒，宋朝有王安石、蘇東坡、二程、朱熹等，明有王陽明等。而唐朝的柳宗元，韓愈等也是善于思考之靈感式的詩人，但不被認作為結構式的思想家。

這啟發了我的兩點思考。第一，“自古文章千人抄，看你會抄不會抄”誠然有理。只是怎么抄？若有人說是“抄創”或“抄撰”，我認同。譬如唐朝人對參考“隨身卷子”的“抄”，就是我們常說的找“靈感”，但是這個“抄”不是照搬“卷子”或抄別人的詩歌當己作，否則也就沒有大唐文化的繁榮，以及唐朝人幾萬首詩歌的紀錄和水平！也如我們今天寫文章，閱讀大量的參考文獻，從內容到理念，從文字到語句，從文法到結構，無不在汲取養分和材料，所以我們所謂的“首創”就如胡適先生的話“是知識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吧。我今天的作文，也是借用他人的資料來佐證和表達自己的觀點。第二，真如西川書中所說，是因為唐人過于借鑒隨身卷子，致大唐少了些深刻的“結構式”的大思想家嗎？如是，那么我們今天如此計較和注重文章的產量，是否當下的盛世在歷史長河中也會被后人評說，少了些深刻思索的時間和空間，一樣少了些思想家呢？

歐洲的誠信模型與最新報道

1月18日，大學世界新聞(UWN)的頭條說，“科研倫理現在是博士教育的戰略重點” 。文章報道了歐洲大學協會博士教育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提出“科研倫理和誠信要成為現今歐洲博士教育的首要戰略重點之一”。報告特別指出：“科研倫理和誠信這一主題的重要性在幾年前很少出現在該領域的辯論和出版物中。這表明，大家一旦認識到科研倫理和誠信是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的核心價值，這個問題就會被提到重要位置，而現在正是時候！因為科研不端行為會嚴重損害科學的聲譽，以及未來研究人員和博士候選人本身的學術聲譽。”

以上是歐洲提出的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最新戰略政策。而在2010—2013年間，歐盟為了評估學士和碩士學位中對學術誠信(以剽竊為例)在27個成員國不同地區的認知、理解及管理的方式，已經開展了近4年的調查研究，如“剽竊在跨歐洲高等教育中的政策影響”，并做出了一個27國的學術誠信成熟模型。

該模型的建立是基于歐洲27國對學術誠信教育中遇到的9個重要問題，即對學術誠信的研究程度、培訓教育、知識學習、學術交流、防止措施、軟件檢測、懲罰措施、政策規范、透明程度的調查反饋與差異分析的結果。從中可知，英國是歐洲在該領域各方面成熟度比較高的國家。但法國的反饋意見引起了我的關注：“英國自2002年資助研究剽竊和防剽竊使高等教育機構可以使用Turnitin(查重軟件)，改變了英國人對剽竊行為的看法。法國可以借鑒并模仿，同時也要強調在健康的民主社會中，允許和鼓勵人們自由地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此，我也注意到，盡管不早，但法國科學巨頭CNR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作為歐洲最大的基礎研究機構，也于2018年11月宣布成立研究誠信辦，并強調“科學誠信是信任概念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但科學家之間要相互信任以增加知識，還要建立一般公眾的信任”。

過去30多年來，互聯網的確改變了我們許多。一項美國的調查研究表明，44%的大學生承認自己有過“剪切—粘貼”的網絡學術抄襲行為；而在1999年，這一比例僅為10%；這也促成了網絡抄襲查重軟件的服務在2006年以來一路“竄紅”。據說Turnitin.com每天都要從教師那里接收10萬份論文的查重工作。希望如前述所說，閱讀大量文獻是一篇文章寫作的前提，從他人作品汲取養分，無可厚非，但引用、借鑒、抄撰要規范標識，注意兩點：一是直接搬用原文，即引用時要加引號；二是詮釋或改寫原句時，要正確引用文獻。正確引用后，無需“為賦新詞強說愁，硬把查重當工具”。但一定要記住思想是誰的，要清清楚楚地表明來源，這個來不得半點含糊，因為就是那點“新花樣”才是一個作者創作的價值。

(作者系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前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