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司法對“弒母少年”不再沒轍

一種說法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并不代表對罪錯未成年人就只能“教育教育”了事，而把“懲罰”置于樓閣任其空轉。

2月12日，最高檢發布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指出，檢察機關將深化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探索建立罪錯未成年人臨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級處遇和保護處分制度。

這其中的“臨界教育”“分級處遇”，雖然語焉不詳，卻頗受輿論熱議與好評。

在公共輿論場上，有關罪錯未成年人的責與罰，動輒成為焦點，評論累牘盈篇，自是有喜有憂。

喜的是社會對罪錯未成年人從不缺少關注，對懲惡揚善的價值指向從不缺乏期待。憂的是現行責任機制還未能無縫覆蓋到罪錯未成年人的各個年齡段。一碰上“12歲少年弒母司法無為”或“14歲少年被抓叫囂還能再偷400天”等典型個案，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吁請就會與情緒宣泄、制度批判等夾雜在一起，洶涌而來。

但類似這樣的討論，每次都沒有答案。未成年人正處于人生的成長階段，可塑性強，但心理狀態不夠穩定，辨別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弱，道德和理智相對模糊，易受外界的影響。也正是因為未成年人的這些身心特點，現行法律對未成年人司法定下了“教育、感化、挽救”這六字方針。在這六字“黃金法則”之下，還有“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以及“少捕、慎訴、少監禁”等司法原則。

原則雖好，解決不了個案的尷尬。依法懲處不夠年齡，教育感化效果不大。能批評公安抓了又放嗎？公安又不是法院。能批評法院無動于衷嗎？法院本就“不告不理”，案子都沒來怎么判罰？最后還是回到立法不健全。

這么明顯的立法漏洞，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決的當下，怎能空有社會關切而無立法回應？“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并不代表對罪錯未成年人就只能“教育教育”了事，而把“懲罰”置于樓閣任其空轉。

教育是多方位、多層次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罰也是教育，而且還是最重要的教育之一。沒有責任意識教育，如何能讓未成年人在錯誤面前望而卻步？

這就是“臨界教育”“分級處遇”備受輿論關注的背景所在。

接下來的問題在于，“分級處遇”如何分級？因此而產生的人財物誰來解決？

可以肯定的是，對檢察機關來說，也只有進入了檢察程序的罪錯未成年人，才有可能進入檢察“臨界教育”和“分級處遇”的視野。

但經由“臨界教育”和“分級處遇”的社會關切和改革期待，又是那么真實而具體。對罪錯未成年人，在制度設計上絕不能僅有“坐牢”和“放人”這兩分法（這是通俗的理解，當然現行法律上也有緩刑、社區矯正等方式）。

以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拘束性保護處分，就大致包括了訓誡、安置輔導、保護性管束、機構矯正等多種形式。我們在罪錯未成年人的責任機制完善上，還有太多空間。

檢察機關的“規劃”，提出“臨界教育”“分級處遇”等解決辦法，已是進步。當然這不是檢察機關一家就可以“單兵突進”的改革，它還是一場需要家庭、學校、教育部門、民政部門、警察部門、審判機關、立法機關，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和團體都來參與的公共改革。只有各司其職、同步推進，“臨界教育”“分級處遇”才能從紙上的概念，落實到現實中管用的制度。

□王琳(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