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良渚遺址的認識，建立在80多年來考古發現和研究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對遺址群重要性和核心地位的確認，更離不開整個環太湖地區對良渚文化及前后新石器文化的工作和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支撐下，才使得考古學界基本形成了關于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經濟水平和信仰體系等等方面的一些共識。

良渚遺址明確揭示史前中心城市的形成，在東亞同時期文化中難得一見

從本體價值的路線出發，良渚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等級最高的權力和信仰中心，至少有三個不同層次的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這個中心的形成，是中國最早的“城鄉分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能夠充分體現這一史前文明中心城市規劃營建的整體過程。考古學家們很早就已經認識到良渚遺址內不同于一般聚落的布局結構，對應的肯定是一種非一般農業村落的社會形態。而近十年考古新發現和編年序列的建立，則使這個權力中心的布局和規劃過程進一步得到明確。遺址群南側大雄山南麓發現了官井頭遺址，在良渚早期墓葬中出土了豐富的刻紋玉器，可以跟瑤山進行比較；遺址群東部臨平地區發現了玉架山遺址，墓地跨度從良渚早期到晚期，早期大墓也出土了刻紋玉琮等高規格玉器，這些發現，使良渚早期的空間范圍大大擴展了；中期階段，近年來最重要的發現就是水壩遺存，由彭公地點開始陸續發現并確認的西部山間水壩，結合原有的塘山土垣，構成了良渚遺址的整個水利系統，這一階段在遺址群西北方向營建公共水利設施，其所覆蓋的空間范圍是有限的，通過復原顯示，大雄山南麓、臨平地區等良渚早期已經出現的聚落顯然不在所謂“水利系統”的覆蓋范圍內，而這個“權力中心”的地緣邊界反而是通過對水資源的管理進一步明確起來；良渚晚期的權力中心在空間上更為向心集中，進一步在已有基礎上通過古城墻的使用來強調“城鄉”之別。良渚遺址的形成，可以說是對其中心地位不斷塑造、固化和擴展的過程——能這樣明確清楚地揭示一座史前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的歷史進程，這在東亞地區同時期的文化中難得一見。

其次，良渚遺址作為整個良渚社會的權力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卻不存在這樣的區位優勢；權力中心并不是地理空間上的中心，這是良渚遺址的特殊性所在，也恰恰是其價值所在。一般而言，早期文明的中心城市都建立在交通樞紐位置，不管是貿易還是分配，地理區位的優勢都會有所體現。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圍內偏居一隅的良渚遺址，肯定不是隨隨便便就定的“都”，一般都認為這個權力中心地理位置的選擇和對特定資源的控制是有內在聯系的。換言之，遺址群作為良渚文化中心，是通過對玉石資源和背后所承載的信仰體系的控制管理來實現其社會權力，來維持文化的統一性和社會結構的穩定。這樣一種區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模式和機制對于在世界范圍內理解復雜社會和早期文明/國家的多樣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三，良渚遺址作為這個文化的中心，它在物質層面上的表現是非常內化的，它是一個輻射式文明的內核。這種向心式的表現，最突出的是在良渚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上。目前所見最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尤其是早中期階段)幾乎全部都出自遺址群內；跟其他良渚顯貴墓地比較，遺址群內大墓出土玉器在材質上的單一性、風格上的一致性也是格外突出的。良渚遺址出土玉器同周邊其他良渚大墓的關系，當然可以找到很多直接聯系的實物證據，但這些相似的玉器背后，大多是點對點并且是往外發散式的關系，早中期階段幾乎沒有在遺址群內看到過外來玉石器及其影響。良渚遺址有能力進行玉石器生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權貴們對玉石器的使用是一種自我消費的模式。這種只用自家產品的態度，是一種對玉石資源“正統性”的認定，也正是在不斷生產和消費這種“正統性”的過程中，良渚遺址的中心地位得以鞏固，其輻射范圍也逐步擴大。在良渚文化的外延區，可以看到蔣莊、花廳、好川等等不同的表現方式，但都無一例外需要使用良渚玉器來體現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價值；再往外看則是玉琮這種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禮器脫離并獨立于其所發端這片精神土壤，擴展至龍山時代各區域中心，并為后世所繼承。遺址群的興起和發展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多外來文化的刺激和影響，它所代表和達到的早期文明高度是其價值所在，同時這種輻射式文明最終的衰亡也是其價值所在。缺乏交流與吸收，是否就缺少了可持續發展的后勁和動力，這是良渚遺址作為一種形態的早期文明中心，其興廢歷程對文明發展模式所具有的啟發意義。

良渚玉器引申出的“藏”而不露，包蘊著突出的東方價值觀內核

從價值傳承的角度，不妨把以良渚遺址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創造的物質、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成就，落足到對后世文化和區域傳統的影響上來討論。

首先是在經濟形態上，良渚代表了中國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濕地稻作農業文明的發端。這與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區以旱作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下產生的文明就有差別，具有獨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農業上的成就，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乃至世界范圍同時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進性的。同時，除了突出良渚文化稻作農業本身的價值以外，稻作發展也是理解遺址群水壩和水管理系統能在這個時候產生的生業經濟背景；是良渚玉石手工業經濟能蓬勃發展走向頂峰的經濟保障；還是長江下游湖網水路“魚米之鄉”這種濕地文化景觀的源頭。

良渚在物質文化層面最重要的貢獻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來闡釋。從手工業技術上講，良渚玉器，說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術所能達到的頂峰毫不為過。在沒有金屬工具的前提下，遺址群內反山、瑤山出土玉器所達到的技術和藝術的成就，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同時，良渚也是中國玉文化傳統最重要的源頭之一，“玉通靈”這一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應該說在良渚文化中得到最早、最完整的體現。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制玉技術的發達和玉文化的發展在各區域的考古學文化中均有體現，如何通過橫向比較來突出良渚玉器的特殊價值需要重點考慮。從技術層面上，手工業達到的專門化程度，體現在良渚紋飾的統一性、玉器形制的規整性上，這些與同時的紅山文化、后來的后石家河、齊家、陜北等區域文化有所區別，特別是良渚階段幾乎已經看不到因料制器所造成的同類別玉器材質、體量、形態等方面的多樣性，也看不到不同手工業群體背后制作工序和技術的差別——這種玉器成品的“標準化”，體現的是對玉料資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對技術和概念的精準傳遞，也是社會組織和分工所達到的水平。從玉器的功能上講，其他文化沒有像良渚、特別是良渚遺址這樣，表現出對墓葬內玉器擺放使用的強烈而明確的制度性。通過用玉制度來表現社會身份，包括等級、性別甚至地域上的差別，這是良渚社會所特有的、發揮最為極致的一個特點。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維持和體現早期復雜社會秩序中的功能，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國新石器文化沒有能夠充分體現的價值。

第三，良渚對中國古代社會文化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從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來的“藏禮于器”的傳統，這種將“禮”體現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現方式。這一傳統，連接了中國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銅文明，乃至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中國古代社會秩序和結構的穩定性。進一步從更大范圍文化比較的視角說，西方紀念碑式的儀式傳統的形成，對應東方宗廟式的社會秩序的表現，這個“藏”而不露的物質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東方價值觀的內核。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