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背茶工雕塑。

雅安草壩蒸茶。(孫明經(jīng)攝于1939年)

雅安新橋：茶馬古道源頭的標志點。(孫明經(jīng)攝于1939年)

雅安茶圖據(jù)西藏博物館。

雅安上里古鎮(zhèn)二龍橋。李貴平 攝

雅康高速拉近了成都到康定的距離。李貴平攝

在城市的家族中，有這樣一種類型：這些城市在并不遙遠的過去，曾經(jīng)因為得地利之便輝煌一時，從而有著深厚的歷史遺產(chǎn)；等到今天地利的優(yōu)勢不再，它便慢慢地化蛹為蝶，以另一種閑散的表情展露芳容。雅安，正是這樣一座城市。

青衣江和隴西河二水交匯，沖積出了由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過渡的這方小小河谷，雅安便扼守其間。南下涼山、西控康藏、北上成都，有利的地理位置構(gòu)筑了這個城市悠久的歷史。也許因為在民國年間曾經(jīng)作過西康的省會，雅安比四川的其他地級城市更顯露出一種大氣，就像一個見過世面的望族女子，雖繁華事散，但氣質(zhì)還在，骨子里的那份端莊與雍容還在。

如果我們要選擇一兩個詞語來概括雅安，我認為它們是：茶馬古道、后花園。茶馬古道，代表了雅安的歷史；后花園，則是對今日雅安最形象的概括。

壹

背夫腳印 穿越4000公里到印度

川藏茶馬古道，起點就在雅安。

雅安西康大橋出口外，有一組古樸的群雕銅像：背著茶包的背夫，扛著茶包的馬隊，有個男孩也跟在媽媽后面負重前行，他目光堅定，憧憬遠方，沿著崎嶇山路跋涉著自己的成長……這組“茶馬古道雕塑群”，就是為了紀念興盛了千年的古道，是為了紀念在這條路上跋涉運茶的背夫，更是為了紀念那些為漢藏民族的團結(jié)和興旺做出了貢獻的人們。

雅安也稱雨城，由于常年氣候濕潤、雨水充沛，特別適宜茶樹的生長，從西漢開始，便成為我國西南地區(qū)著名的茶葉產(chǎn)區(qū)。雅安茶在不同歷史時期又稱黑茶、烏茶、邊茶、邊銷茶、四川南邊茶、四川南路邊茶、大茶、雅茶等。正是有了雅安源源不斷的邊茶供給，一千多年來，邊茶就像一條堅實的紐帶，把漢藏人民緊緊連在一起。

史料記載，清代每年輸入西藏的茶70%以上來自四川，其中主要為雅州（雅安）所產(chǎn)邊茶。這條路，也是橫斷山脈里最艱苦的茶馬古道，主要由人力運輸跋涉。于是在那個時期，產(chǎn)生了一種特別的工作崗位——背夫。

從雅安到康定（打箭爐）的茶葉，由背夫一步一個腳印背運到達。多的足足要背兩三百斤。婦女、小孩也加入了背茶的行列，甚至還有哺乳期的婦女也帶著嬰兒一同上路。

這些男人、女人甚至孩子，以接力棒的形式從雅安出發(fā)，向西經(jīng)打箭爐、昌都至拉薩，前赴后繼，環(huán)環(huán)相扣，再由拉薩向西通到異國的不丹、尼泊爾、印度，全長近4000公里。

人在經(jīng)歷風吹日曬后，皮膚會變得格外黝黑，更別說清幽水靈的茶葉了，它們在青藏高原的巨大溫差中默默酵變，退去綠衣?lián)Q上黑裝，以至于到達圣城拉薩時，竟然變異為一類新的茶種。

從雅安到打箭爐的古道有兩條，人們將它稱為“大路”和“小路”。

大路從雅安出發(fā)，向西南經(jīng)飛龍關(guān)到滎經(jīng)新添鎮(zhèn)，過六合、花灘、箐口、黃泥翻越大相嶺到清溪，向西經(jīng)宜東、三交翻越飛越嶺進入瀘定，復經(jīng)磨西到打箭爐。這條路，與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交集重疊，也是朝廷向藏區(qū)輸入軍餉物資的官道，沿途驛站客棧較多，商旅行人、馬幫過往頻繁。

小路非“小”，也從雅安出發(fā)，向西經(jīng)宋村渡，過青衣江逆流而上，經(jīng)飛仙關(guān)到天全始陽、兩路口、長河壩，翻越馬鞍山，在瀘定與大路會合進入康定。這一路夾岸高山，遮天蔽日，道路險峻，氣候惡劣，野獸出沒，沿途少有客棧。背夫常常風餐露宿，異常艱辛。

如今，茶馬古道的內(nèi)涵在慢慢變化，不再局限于單純的茶馬互市商路。現(xiàn)在的茶馬古道，已成為西南地區(qū)古道系統(tǒng)的代稱，涉及的地域范圍也越來越廣闊。

貳

艱辛拍攝 兵匪之中萬里穿行

1939年，從6月初到12月底，歷時160余天，28歲的年輕學者孫明經(jīng)，帶著數(shù)十位學界名流開列的課題，從雅安出發(fā)，肩扛電影攝影機，手握照相機，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上萬余里，幾經(jīng)生死，完成了一次用影像和照片考察的“茶馬賈道”（茶馬古道）科學考察課題。

這是一次向藏漢等多民族文化交流、向偉大遠征古道的致敬之作。

1939年孫明經(jīng)所記錄的歷史畫面中，西康人背上的貨物有大米、木炭、礦石，但背得最多的還是茶葉。在漢人的想象中，茶葉對日常生活的意義遠不如米和煤重要，為什么偏偏是茶葉，驅(qū)動了無數(shù)背夫經(jīng)年累月的負重遠行呢？

在孫明經(jīng)的視野中，茶無疑是藏民生活里極其重要的部分：對生活在寒冷高原上的藏民來說，“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高原缺少蔬菜水果，以肉食為主的藏民必須通過天天飲用大量堿性極高的酥油茶，來中和體內(nèi)的酸堿度。這已成為一個傳統(tǒng)習俗。

孫明經(jīng)在考察中發(fā)現(xiàn)，邊茶從雅安啟運，人力背運至打箭爐要用三四十天時間；從打箭爐西運到格爾木集散地需一年半或兩年，而到拉薩集散地則需兩年半或三年。

為何要用如此長的時間？原因有四：一、用牦牛馱運是“邊牧邊運”，即一邊放牧一邊送輸。二、打箭爐以西地處高原，有的地方九月就開始下雪封山，要到第二年初夏才能再次上路，一年中能用于運輸?shù)臅r間非常有限。三、因包裝藏茶要耗用大量牦牛皮，必須宰殺大量牦牛，因此牦牛在運茶途中必須完成繁殖，經(jīng)歷“交配季節(jié)”和“產(chǎn)仔季節(jié)”。四、打箭爐以西的河流少橋，牦牛群須在枯水期渡河。

孫明經(jīng)還向經(jīng)營雅安邊茶的茶商請教：“為何雅安至打箭爐這一路上，不用馬匹運輸而用人力背運？”得到的回答是：“在平路上一匹馬可馱12條茶，從雅安到打箭爐路很不好走，一匹馬最多馱2條茶，比不過人。這條路上，一個男背子最少可以背12條茶，多的可以背19條到20條，女背子少的可以背7條，多的可以背10條，一般背8條。用馬馱茶還要馬夫照看馬匹呢。”一條邊茶重16斤，20條邊茶重320斤。古道上馬兒不勝其重，背夫們卻可為之。雅安邊茶背運到打箭爐后，易名“藏茶”。

雅安以西，有五大橫斷山脈和六大激流。雅安至打箭爐間的道路，“翻高山越激流，再翻高山再越激流”。孫明經(jīng)在考察團中參加的是地理組。考察途中遇到了兵匪，很多人打退堂鼓折返了，但他義無反顧地堅持考察，拍攝記錄了大量珍貴圖片和文獻資料。

茶葉經(jīng)營 曾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

雅安邊茶，作為文成公主隨嫁禮品傳入西藏后，很快成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備飲品。為了傳遞茶葉，自唐代以來，從四川到西藏拉薩，便有了這條歷史上形成最早、里程最長、路途最險的茶馬古道。1995年版《雅安縣志》載：宋熙寧七年（1074），皇帝下詔，在雅安多地設(shè)茶馬司。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詔令“其雅州名山茶，今專用博馬”。

壹

清茶馬交易 從雅安改到打箭爐

《明史·茶法》載：太祖朱元璋“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茶易馬。”烏茶即藏茶、邊茶，天全即今雅安天全縣。《西藏政教鑒附錄》：“茶葉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產(chǎn)龍團、鳳餅茶，貢奉朝廷后作和蕃禮品帶進藏區(qū)。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帝批準在打箭爐開市“蕃人市茶貿(mào)易”，大行茶馬交易，雅安邊茶從此改到打箭爐交易。

清代中葉，雅安的茶號已經(jīng)發(fā)展到80余家，有些茶號還具相當規(guī)模。職員中有明確的等級界限，有嚴格的升遷制度和工資制度，各種管理措施嚴密。那些年代，商人為了牟取厚利，千方百計控制貨源，抬高售價。于是，本來不算貴重的邊茶，到了藏區(qū)便身價百倍，不少勞苦大眾無力購買，有的人只能拾取富人熬茶后丟棄的梗渣，即所謂“吃三道茶”。

雅安作為茶馬貿(mào)易的中心，又是扼川藏、川滇的咽喉之地，“茶馬互市”的政策法令，大多以雅安首發(fā)。

《明史·食貨志》載：“明初，雅州碉門茶馬司規(guī)定，西藏的上等馬給茶40斤，中等馬給茶30斤，下等馬給茶20斤……”到了戰(zhàn)馬稀缺年份，天全縣碉門茶馬司又改規(guī)定：“上等馬給茶120斤，中等馬給茶70斤，下等馬給茶50斤。”1935年，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強調(diào)：“邊茶為漢藏貿(mào)易的中心，亦為漢藏經(jīng)濟聯(lián)系之紐帶。歷代中朝政府均以此招致邊民，促其內(nèi)向。”又稱“乃至近年，茶于康藏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康藏兩地，無論政治，軍事均不能有直接聯(lián)系……故茶非但為局部普通商品，且與國家社會有整個聯(lián)系。”把茶葉經(jīng)營，提高到國家戰(zhàn)略層面來看待。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建成通車，延續(xù)了數(shù)百年的大路、小路及背夫們漸漸退出歷史舞臺，被現(xiàn)代交通所代替。

貳

因邊茶而富 劉文輝的斂財之道

今天的名山新店鎮(zhèn)，有一座宋代修建的茶馬司遺址。這也是全國唯一留下的茶馬司遺址。這座修建于宋熙寧七年（1074）的四合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管茶馬貿(mào)易的行政機構(gòu)，其職責在于“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1995年版《名山縣志》載，茶馬司建立3年之后，曾經(jīng)任用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在元豐初年頒布了一道著名詔書，“專以雅州名山茶易馬，不得他用”，并“立為永法”。

從此，以雅安為制造中心的南路邊茶，在雪域高原聲名遠播，在川藏茶馬交易的鼎盛時期，曾經(jīng)“歲運名山茶二萬馱”，而名山茶馬司接待的通商隊伍人數(shù)一天竟多達2000余人，盛況可見一斑。

雅安邊茶的繁榮，造就了百年不衰的商業(yè)神話。

一代代商人因經(jīng)營南路邊茶而致富，有的甚至成了巨富。當年劉文輝執(zhí)政西康之后，面對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這位精明的四川政客首先想到的就是邊茶，他控制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葉公司，并以邊防開支浩大為名，拒不向國民黨財政部上繳茶稅，而公司第一年的產(chǎn)量就達到40萬包茶，約合140萬銀元。

專業(yè)生產(chǎn)邊茶的作坊又稱“茶號”。從明代二三十家，到清代發(fā)展到七八十家，成為雅安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項民族工商業(yè)。其中像義興隆、天增公、孚和、永昌、姜家等幾家大茶號都是經(jīng)營了數(shù)百年的老店。這種格局，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

今天，雅安雨城區(qū)生產(chǎn)的雅安藏茶，更是占到了藏區(qū)茶葉總銷量的80%以上。南路邊茶制作技藝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名錄。

千百年來，人文自成一家。漢家的茶，藏區(qū)的馬，在南來北往的交流中漸漸融合成了茶馬古道。駝鈴聲西行遠去，生命在不斷往復中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