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振中國文化主體性

最近，我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現代交鋒叢書”之一的《達爾文與基要主義》。讀了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金吾倫為這套叢書寫的序及中國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的漢譯前言，還有譯者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張增一的導讀。這些當代學界菁英，用心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書，多么可貴。因為中國崛起，出版事業空前發達，西方學說中譯、出版，沛然如江海之盛，中國讀者，正逢千古難得的良機。但我忽然有所驚覺。我不是要討論這本書，只是它觸發我忽然看清四十年來我們中國的文化主體性逐漸流失的現象之原因，不止一端，有許多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形成的。現略述之。

改革開放之前數十年，各種運動接二連三，尤其后來的破“四舊”等，對文化傳統的批判與揚棄，幾乎淘空了民族文化的底蘊，以致“自體免疫力”不足，出現了空巢期。

改革開放，西潮排闥而來，可謂西風壓倒東風。西方文化，尤其美國文化，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填充了我們社會中有形與無形的空間。從牛仔褲、比基尼、“花花公子”、可口可樂、麥當勞、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電視節目，生活用品與工具，到世界觀、時尚思潮、歷史坐標、語文概念、名詞術語、審美觀念，抽象畫與當代藝術、思考方法、行為規范……幾乎是以批發與接軌等“直通車”的方式進入中國社會。遂不知不覺地，我們如吸食大麻般失去自己文化主體性而不自知。

八十年代以后，大批一窮二白渴望求知的頭腦去歐美留學，裝滿最新的學識，學成而海歸。無疑壯大了以西學為主流的趨勢。他們帶來西方最新的思想與知識。也帶來西方的文化偏見和生活習尚。鍍金回國的洋博士，在大學講壇，在出版、報刊、雜志、傳媒，發表、宣揚歐美文化與思想，又為國培育了多少個有美式思維的碩、博士生。四十年間，幾代小孩已成社會中堅。我們社會的觀念、心態，多么自然地認同了歐美。

康有為書法

其實，西方文化沖擊中土，歷史早有先例。清末朝廷大臣李鴻章很早有見識。他在一八七二年上奏中已大興中國正遭逢“三千余年大變局”之嘆。近二百年，受盡諸帝國主義的欺凌，割地賠款，民族自尊掃地。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要迎接來自歐美的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與民主）。當時中國人整體的反應，大別之大概有國粹派、全盤西化派與折衷派（主張吸收融匯再創造）三派。近百年來，與中西文化之爭有關的論戰，有不同題目，各種規模的爭論，如“中西文化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等等。清末民初，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從傳統文化熏陶出來，面對歐美的近現代文化思想，有見識的優秀學者、作家、翻譯家等精英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嚴復、胡適、錢玄同、丁在君、張君勱、梁漱溟、陳獨秀、張申府、蔡元培、張東蓀、章太炎、李達、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等等，他們中外學問各有精湛見解與修養，在文化學術各有極高成就，他們對中西文化的看法，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的種種論辯，是為中國文化探索出路，功在民族。當時國家民族處境盡管極艱困，各種意見盡管多元，但中國文化由中國人自主與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不可喪失，是一致堅持的原則。但是，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不足，對西方文化也缺乏“批判的接受”的能力，存在一種囫圇吞棗地把歐美的文化、學術、思想，生吞活剝接受的現象。

大量西書中譯，本為國家文化發展必不可少的工作，因為我們不能關起門來不知世界之變遷，不學習、吸取外國文化之優長。但我們缺少知己知彼的能力，面對排山倒海的西方文化，不能取精去粕，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創造、發展，我們極容易盲目附驥。

外來文化包括極豐富的內容，尤其是現代文化，其商業化的性質使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尤其大眾娛樂文化與流行文化方面、科技工具、用品方面，時尚思潮及各種所謂“前衛”的藝術與影視文化，因其新奇刺激尤為年輕人所盲目追隨，而且容易造成“先進”與“落后”的錯覺與印象。八、九十年代以來，歐美的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思潮、前衛藝術、當代藝術，我們都全盤照搬，中國文化藝術已像在歐美后面追趕的“小老弟”。西方的大師成為新一代的偶像，耳熟能詳，如本雅明、波普爾、馬爾庫塞、利歐塔、福柯、海德格爾、羅蘭?巴特、克萊夫?貝爾……我們許多人如鸚鵡學舌。沒有這些大師，我們許多學位論文、升級論文幾乎不能寫，許多文化研究幾乎無法進行。西方人為什么可以視中國文化、學術、思想為無物？而我們卻為西方中心主義所懾伏。我們在學術上喪失話語權，已習以為常。我們其實不止在思想、學術上臣服歐美，追隨其后，連流行文化、美容、化妝、養寵物、同性婚、戀等等，都興起崇洋風。西風壓倒東風，良有以也。

文化的主體性不在排外，不在主張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也不認同國粹派。文化的主體性自古是各國各族賴以屹立于世的文化基因。我們放開胸懷吸收外來文化，為的是使我們的文化更壯大，更海納百川。我們要建構當代的中國文化（不是中國的當代文化），我們應有自己的論述，我們也要對西方，對世界文化有我們的評論與見解。中國永遠是一個文化大國，我們不但為自己的文化前景，為中國文化復興努力，我們也要對世界負起文化大國的使命：引領當前處于危殆的人類脫離險境，創造未來的希望。我們中國人不應辜負世界明天對中國文化的期待。

二 世上哪個文化能與天下共濟艱難

2018年以來，希臘、美國、大陸、日本等國為史上未見的野火、臺風、暴雨、龍卷風、洪水、泥流所進襲，傷亡、損失慘重。另一方面是空前的熱浪，地球上許多地方已超過四十度。少數竟有出現五十度者。兩極冰山快沒了，北極夏天已三十度……世上弱國（所謂未開發）固極悲慘，最強（所謂進步）的國度也一樣令人驚心。我記起一九七〇年在臺北讀卡遜（Carson）著《寂靜的春天》，寫人類生存環境的警訊，好像是不久前的事，四十多年后，全球已面臨“末日”的恐懼。

西方近代文化的發皇、壯大，以至領導世界，是從文藝復興起，不過六、七百年；工業革命以來，生產技術飛躍進步，才三百年。這三百年，正是中國人自卑的開始。因為眼見一個強大的西方文明崛起，很快由抗拒轉為服膺，以至崇洋，至今未歇。過去中國歷史上從未如今日美國的特朗普見大陸崛起瘋狂遏阻。十九世紀清廷派人留洋，努力學習洋務；孫中山倡“迎頭趕上”；五四運動以歡迎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訴求，都可以看到中國人見賢思齊的美德。民主與科學原是好東西，而它的變質，是晚近的事。先由科學發展出技術，生財有道，促進商業化，使價值不幸為價格（金錢）所取代；民主演變為民粹，大眾打倒菁英，騙術打倒智慧，一個墮落的時代于是展開。商業化與大眾化兩大怪獸主宰了現代世界。近年，一連串的變局出現：金融危機的襲擊、歐盟的風暴、特朗普當選、民主破產，全球極端氣候肆虐、戰禍頻仍、難民激增……，人類逐漸驚覺：極端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利益掛帥、消費主義、拜金主義、貧富兩極化、道德消蝕、反傳統、強凌弱、人文價值與藝術文化不斷被扭曲、摧折……這一切豈不正是西方文化不到二百年間帶給世界可怕的演變？美國承接西方近代霸權，稱雄天下，自珍珠港事變參與反法西斯的二戰，戰后為掌控全球，很快成為帝國主義。發動韓戰、越戰、阿富汗與中東各國等系列的戰爭，使人國破家亡，千百萬生命死于兵燹，宗教與種族矛盾被挑起，互相廝殺，難民四處流竄，戰爭與殺戮不息，制造多少人間悲劇。

今日世界的大問題是：我們地球這個世界，不論物質層面或精神層面正在急速全面劣化，世界文明與人類生存的危機，何時是大限？人類還有多少機會？哪個國家，什么文化能挽救、導正這個岌岌可危的世界？再由近三百年主控天下的德、法、英、日、美嗎？剩下只有希臘、埃及、印度、波斯（伊朗）等古文明國，當然也不可能。君不見過去早有華人國粹派在二十世紀冷戰時代預言：“未來將是中國人的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也有類似預言。許多人必耳熟能詳。我心存懷疑，但很憧憬。那時國家分裂，國力薄弱，中國臺港地區人民小康，中國大陸人民一窮二白。七十年來，前半段全球華人只有用腳投票。第一志愿美國，第二志愿香港或加拿大。無權選擇者，只能腳留大陸或臺灣地區，最多移步南洋。誰知三十多年后兩岸局勢天差地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投票的腳兩地互換！又誰知“西方的沒落”如此之快！幾百年醞釀，已有了初步雛形的歐盟竟一夕崩壞；誰又能想象美式民主會選出如此一個特朗普？當年國粹派的預言竟然變成漸漸可信的原因，正是當前用腳投票新局勢的大翻轉所致。請想想未來如果中國文化不能引領人類走出西方近代文化的噩夢，重回合乎天人之道的境界，世上還有哪個文化能？

中國文化是世上最早最大的一支，數千年唯一不曾中斷，未被征服的偉大文化。由中國文化來撥亂反正，一洗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使人類重返與自然和諧的境界，可謂世界性真正的轉型正義。崇尚自然、倫理、道德、誠信、節制、儉樸、惜物，仁愛、忠恕，“己所不欲，毋施于人”，成為未來的普世價值。此過程必很曲折，中國人必須首先重行修身齊家治國，把近代受西方影響的不良部份改造（如崇洋、奢糜、重利），要使中國文化日新又新。中國文化將是未來人類文化的“共主”——不是政經軍事的霸主，是文化的共濟。試問，世上哪個文化能與天下共濟艱難？除了中國文化，還有誰？但愿所有中國人，相信這個很近的遠景必將到來。感到鼓舞，也感到責任重大。

在這個大遠景中，統一大業乃歷史之應然與必然。我們若不能看清天下大勢，便不能有正確作為，我們將失去共襄盛舉的機會，只能被決定或成為民族叛徒，為未來所拋棄。若自困于心牢，只有自我窒息。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時候到了，我們應為中國文化將可能再度貢獻于天下而歡躍。我們每個人都應盡一己的心力，超越翳霾，告別眼前，對未來伸出援手—— 救自己，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