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界別是政協組織的“細胞”，在政協組織乃至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個機體的有機更新過程中不斷發展變化，那么這些“細胞”的變化也反映出機體的茁壯成長。

在變革中發展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時，根據規定，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分為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共45個單位)和特邀代表5大類。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政協界別組成也在不斷變化。1954年，由于不再代行全國人大職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改由黨派、團體、界別、特邀四個方面組成。即由中共、民革、民盟、民建、無黨派、民進、農工、致公、九三、臺盟、青年團、工會、農民、婦聯、青聯、合作社、工商聯、文聯、自然科學團體、社會科學團體、教育界、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對外和平友好團體、社會救濟福利團體、少數民族、華僑、宗教界共28個單位和特別邀請人士組成。

改革開放以來，界別的數量不斷增加。1978年五屆全國政協取消了1954年設立的帶有濃厚計劃經濟印記的“合作社”界別，并考慮體育運動的蓬勃發展增設“體育界”。隨著臺灣和港澳問題被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六屆全國政協增加“中華全國臺胞聯誼會”和“港澳同胞”界別，從一個側面彰顯了黨中央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決心。1988年，七屆全國政協在“科技界”之外增設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這不僅體現了國家對科學技術的重視，也反映了科技人才社會地位的提升。1993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已吹遍大江南北，“市場”“下海”“股票”成為社會熱詞，八屆全國政協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順勢而為，設立了“經濟界”。此后各屆全國政協的界別總數一直維持在34個。

數量上增加的同時，界別名稱也有所變更，內涵也隨之更加豐富。“中國文化藝術界聯合會”于五屆全國政協變更為“文學藝術界”，六屆全國政協又變更為“文化藝術界”。“自然科學團體”和“社會科學團體”在五屆全國政協變更為“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無黨派民主人士”界曾于五屆全國政協改稱“無黨派愛國人士”界，后又于六屆全國政協改回原稱謂，根據200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下發的《關于加強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2004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又將其改稱“無黨派人士”界別。“農村界”于六屆全國政協變更為“農林界”，九屆全國政協又變更為“農業界”，一字之變，大大豐富了其涵蓋范圍。“歸國華僑界”于七屆全國政協被“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取代，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歸僑的關心和重視。“社會救濟福利團體”“對外友好團體”在九屆全國政協改稱“社會福利界”和“對外友好界”，2003年十屆全國政協將“社會福利界”又調整為“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內涵更加豐富，范圍更加廣泛。考慮到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現實，九屆全國政協將“香港同胞界”變更為“特邀香港人士界”，“澳門同胞界”變更為“特邀澳門人士界”。

在2004年十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首次寫入了政協組織“設若干界別”的內容。從此“界別”作為政協的一個專用語被廣泛使用，并成為政協自身建設的重要內容。按照最新修訂的政協章程規定，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共設34個界別：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無黨派人士、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文化藝術界、科學技術界、社會科學界、經濟界、農業界、教育界、體育界、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對外友好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少數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門人士和特別邀請人士。

一種支持和鼓勵

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尤其是近年來，多次就界別設置作出指示。

2006年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研究并合理設置界別，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性。要通過界別渠道密切聯系群眾，努力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增進社會各階層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和諧。

2009年，胡錦濤同志在慶祝政協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注重發揮人民政協界別優勢，積極探索開展界別活動的新方法、新途徑。

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界別協商作為政協四種主要協商形式之一予以突出。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統一戰線內部結構變化，深入研究更好發揮政協界別作用的思路和辦法，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參與空間。”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

這些文件、講話，為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工作、科學設置政協界別、調動委員和各界別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利用界別的優勢切實發揮人民政協作用指明了方向，是加強政協界別制度建設的依據。

界別的調整，順應著時代發展大潮，也折射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每一次社會結構的變動，都會帶來政協界別相應的數量或名稱變動以及界別組成人員的變化。改革開放40年來，政協界別數量一直在增加，名稱改變也是趨向擴大涵蓋范圍。

“1993年，我剛剛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八屆一次全會上作了《私營企業有希望》的大會發言。”著名企業家、光彩事業發起人劉永好是第一批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民營企業家。“當時全國的民營經濟加在一起規模還不足千億元，社會上還有不少人對發展民營經濟不理解、有顧慮。如今，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做大做強，一批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回憶26年來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他認為，1993年全國政協設立經濟界并把民營企業家納入其中，對民營經濟而言不僅是一種認可，更是一種支持和鼓勵。

政協界別的變化，不僅有效增強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新興階層參與國家決策治理的能力，也讓黨和國家聽到更多來自各方面的聲音。

長期為推動改革“鼓與呼”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是首批經濟界政協委員之一，他近期表示，“在這40年中，凡是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就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這種氣氛就能夠保持甚至改進。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的時候，甚至出現曲折的時候，那么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出現了減慢甚至出現了倒退。”

因此，每一次界別調整，都會對其所在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產生極大的激勵作用。1978年，五屆全國政協新設體育界，“中國參加奧運第一人”劉長春、著名足球教練年維泗等一批體育工作者成為全國政協委員。隨后，“女排五連冠”“奧運零突破”……中國體育健兒開始走出國門，在國際賽場上摘金奪銀。體育，在改革開放之初，不僅極大振奮了民族精神，也改善了民族形象。可以說，體育界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開放后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界別設置反映我國統一戰線從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向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變化。如香港知名愛國人士霍英東先生，曾先后在“港澳同胞”“香港同胞”“特邀香港人士”等界別擔任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的這段履歷不僅反映出政協界別設置在統一戰線方面的積極作用，也反映出祖國大陸與香港的聯系不斷密切。

“兩會第一篇”

界別工作一直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每年3月4日，按照慣例，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會看望出席全國兩會的政協委員并參加界別小組或聯組討論。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次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重要講話都發表于參加界別討論之時，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新型政黨制度”等重要論斷也源出于此。

科協、科技界———自主創新，少數民族界——民族團結，民革、臺盟、臺聯——兩岸一家親，民建、工商聯——“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知識分子，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新型政黨制度，這些歷年習近平總書記看望過的界別和“兩會第一篇”中關鍵詞的搭配，折射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也體現了黨中央對界別工作的高度重視，每次都會在各界別政協委員中引起強烈反響和共鳴。

如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會議結束，委員們并沒有立即離開，而是聚在一起交流起現場聆聽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感受。

“完善政黨協商制度決不是搞花架子。”此次會議上，無黨派人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委員與總書記進行了交流互動。他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內涵深刻、高瞻遠矚，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基本政治制度賦予了新時代的內涵，必將有利于凝聚起億萬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此外，界別在全國政協體系內依托各專門委員會發揮作用。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增設了“農業和農村委員會”，“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分別更名為“教科衛體委員會”“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專委會與界別的對應更加科學，這成為新時代人民政協界別調整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