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２５日電 中拉文明和羹之美：揚帆萬里，相識生良緣

新華社記者趙暉　凌朔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與拉美文明沿著各自軌跡，演繹出絢爛的古代文明史。直到１５６５年的一天，借助一條從菲律賓駛往墨西哥的大帆船，兩大文明有明確記載地相遇了。

此后的２５０年間，數百趟從馬尼拉出發的大帆船，裝載著中國商品，劈波斬浪四個月，揚帆遠航幾萬里，源源不斷地抵達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沿著這條穿越太平洋的海上商路，中華文明與拉美文明在互通互利互學互鑒中從歷史走進今天，留下無數的文明交往印記。

“中國船”改變港口

世界史把這段持續了兩個半世紀的跨洋貿易稱作“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但在當時，拉美本土商人更習慣將這些每年定期抵達的大帆船稱作“中國商船”或“絲船”，因為船上絕大多數商品都來自中國。每年大帆船出發前，都會有幾十艘從中國駛往菲律賓的商船，為大帆船提供遠航貿易的商品。

１７世紀西班牙史學者安東尼奧·德·莫爾加記載了一份抵達馬尼拉的中國商船貨物清單：“大束生絲；素色和彩色精美天鵝絨；織有金銀絲的浮花錦緞；綾羅、平紋綢和各色衣料；亞麻布制品；白棉布匹；嵌有玻璃珠和小珍珠的馬飾；硝石、火藥；面粉、橘子、桃子、梨、生姜、水果蜜餞；腌豬肉、腌雞、栗子、胡桃；水牛、形似天鵝的鵝、馬、騾、驢；會說話唱歌及逗趣的提籠鳥……種種稀見之物，如果都要提到，我將永遠寫不完，也沒有這么多紙張來寫。”

１９世紀初，在阿卡普爾科港，德國地理學者亞歷山大·馮·洪堡目睹了另一幕盛況。“當‘中國商船’即將到岸的消息傳來，從奇爾潘辛戈通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阿卡普爾科的路上，到處都是行色匆匆的商人。他們爭先恐后地搶購來自東方的心儀商品……很多貨物等不及從麻袋中取出就被售賣一空。”

《墨西哥資本主義史·起源（１５２１－１７６３）》記載，“中國商船”讓阿卡普爾科港在短短數年間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太平洋東岸最繁忙的都市；由于運輸大量中國商品，從阿卡普爾科港通向墨西哥城的道路被稱為“中國之路”……

“中國風”掀起潮流

帶有鮮明中國特色文化的中國商品到達墨西哥后，被分銷到巴拿馬、秘魯、智利、阿根廷等地，不僅催生當地消費習慣的變化，更帶動那里文化的“消費升級”和審美的品味互鑒。

英國神甫托馬斯·蓋奇在游記中描述了１７世紀墨西哥民眾對中國絲綢的推崇：不論男女，都穿得過分講究，絲綢的衣料比呢料和布料用得還多。１８世紀西班牙學者豪爾赫·胡安和安東尼奧·德·烏略亞在拉美考察時發現，在一些官宦人家，連奴仆都要“身著藍色或黃色燈籠褲再配上白色絲襪”以顯示主人的地位。

中國瓷器也在拉美地區掀起了潮流。史料記載，１５７３年到達阿卡普爾科的兩艘大帆船上共裝載中國瓷器２．２３萬件。當地名流對昂貴的中國瓷器大為追捧。１７世紀，巴西上層社會使用中國瓷器裝飾房間，有時甚至將瓷器充當現金使用。中國制瓷工藝也在那個時期傳入拉美。１８世紀末，墨西哥普埃布拉共有４６家制瓷工坊仿制中國青花瓷，并在東方美學和工藝基礎上創造出塔拉維拉陶瓷器。

風箏、折扇、燈籠等中國手工藝品也受到追捧。１７６７年，運往阿卡普爾科的“圣卡洛斯”號大帆船上裝載了一大批中國梳子，數量達到驚人的８萬把。此外，來自東方的“斗雞”游戲、燃放煙花等活動也在拉美多地生根，演化為當地休閑娛樂的習俗，一直延續到現在。

絲路緣自然延伸

跨洋貿易同樣惠及中國。明清史志記載，明代初年蘇州吳江縣種植桑樹約１８萬株，“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開始后，種植量激增至數十萬株。蘇州、湖州、杭州等地的生絲、織錦、紗布、細絲、繭綢、緞子等細作行業也在那一時期迅速興起。

福建漳州的海澄，本是一個小漁港。中國商品多從這里出海前往馬尼拉，使得漁港快速發展成為各國商人往來洽談的國際化港口。統計顯示，１６３０年至１６３９年，從這里前往馬尼拉的中國貨船超過３００艘。

番薯、土豆、玉米、西紅柿、辣椒、菠蘿、番荔枝等美洲農產品也隨跨洋貿易進入中國。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列舉了番薯產量大、易儲藏、生熟可食、不怕蟲害等種種好處，共稱為“番薯十三勝”。他還指出番薯對緩解饑荒的重要作用，“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糧”。乾隆曾兩次下旨提倡種植番薯，使之成為當時重要的救荒糧。

一些原產拉美的植物則被收入中醫藥典。１６９２年，康熙身患瘧疾，被西方傳教士以產自南美安第斯山脈的金雞納霜治愈。后來，清代醫學家趙學敏將這一藥物收入《本草綱目拾遺》，推動了金雞納在民間的使用，即人們所熟悉的奎寧。

借助大帆船貿易，兩千多年前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從此，中國和拉美文明，經由這條海路，匯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