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民營經濟研究會執行會長 季曉東

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回望黨引領人民在民營經濟領域率先突破、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的“啟門鑰匙”

產權制度是經濟制度的內核。改革開放汲取“一大二公”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積極的體制性反思和變革,以產權為核心改革,建立完善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成為改革開放的理論指導與制度成果,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特征。

產權問題改革因與民營經濟的所謂非公特點相聯系,是爭議較多、改革難度較大的課題,也是一把“啟門鑰匙”。改革開放以來,圍繞所有制調整變革,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這也是民營經濟發展的縮影。

第一個階段是所有制結構調整醞釀試水階段,在“允許試”的政策氛圍中出現了“傻子瓜子”、包產到戶、鄉鎮企業等標志性事件。

第二個階段是思想理論突破階段。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一舉突破傳統禁錮,打開了在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等根本問題上解放思想的“天窗”。

第三階段是新型制度創立階段。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對公有制理論和所有制理論作出重大發展,提出并創立了基本經濟制度。

第四階段是新型所有制結構優化成型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頒布一系列重要文件,從“產權”“市場主體”“平等保護”等關鍵詞入手,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的新理念,確立了“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方針。

這四個階段,從“允許試”到“有益補充”,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和“兩個毫不動搖”,直至平等保護產權,反映出所有制調整改革的市場化、理論化、系統化、法治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巨大紅利。

一方面,從增量部分突破,主要從允許存在到積極發展民營經濟,帶來了市場經濟新體制;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改革是存量改革,提出建立產權歸屬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化、現代化、國際化的改革目標。產權改革的這種一致性、互動性,奠定了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厘清“高低論”“主次論”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其中,需要著力處理好三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處理好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關系。

一些人存在“褒公抑私”的傾向,認為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由此,衍生出“高低論”、“主次論”等,認為既然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那么非公經濟就是次要的。

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地駁斥了民營經濟離場論、國進民退論、新公私合營論等錯誤言論。他指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辟出來的一條道路。任何想把公有制經濟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經濟否定掉的觀點,都是不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要求的,因此是錯誤的。

事實上,我國已經確立生產力發展、社會公平、共同富裕等具體標準,而不是拘泥于傳統的思維模式,陷入“姓社姓資”的恐私癥。公有制經濟占主體,主要是指在事關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發揮主體職能。它無關市場主體法律地位的高低、經濟作為的主次。

更要看到,就整體而言,民企和國企處于產業鏈的不同位置,并非相互替代的零和博弈關系,而完全可以成為“高度互補、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市場共同體。

第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如何處理“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關系,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制定了嚴格的產權保護制度,從法律地位和社會人格平等入手,進一步培育了親清的政商關系。這里面,平等保護產權是一大關鍵要素,首要的是正確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全力打造法治政府、服務政府。

第三,處理好法治與市場的關系。

由于歷史原因,一些方面仍然存在按所有制類型作為立法標準的問題,導致不同所有制主體享受不同的權利。當前,要按照中央的明確要求和部署,依據同等保護產權的原則予以梳理修訂,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和制度建設。

例如,對一些民營企業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些不規范行為,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按照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讓企業家卸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

2016年,由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頒布《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該文件提出“兩個嚴格區分”和“兩大財產處置”原則。“兩個嚴格區分”是指嚴格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嚴格區分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兩大財產處置”的原則包括:“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嚴禁有罪推定的原則”,這有效避免了時有發生的把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的危害性;“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的原則”。

這種歷史的、客觀的、發展的司法精神和法理原則,厘清了所謂的“原罪之惑”,必將極大地增強各類企業的發展預期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