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貴在精準，既不能當老好人、該問責的不問責，也不能假裝嚴厲、不該問責的亂問責。要遏制那種“雷厲風行”問責給上級看、給輿論看的作秀心理和糊弄心態。

據10月16日《半月談》報道，時下亂問責的“五座大山”已經壓住了不少基層干部。這“五座大山”分別是屬地式問責、職能式問責、強壓式問責、計時式問責、“背鍋式”問責。

“五座大山”的提法有些抽象，現實中的例子很鮮活。比如，有的信訪人員早已離開老家多年，信訪事項也與老家無關，但是其每一次信訪，老家干部都要被追責；有的地方大力推動環境治理，要求短期內必須整改到位，實際上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了過關不得不動點歪腦筋，難免被問責；有的突發事件影響惡劣，地方上為盡快息事寧人便會故意多處分幾個干部，以顯示其問責決心和力度。

問責，對提升干部工作的責任心、緊迫感、積極性，對提高職能部門的監管力度和水平，對加強社會治理來說，本是一種震懾和敦促。曾經我們很迫切地需要問責制度的建立，因為“官無壓力輕飄飄”，因為權力與責任不對等可能造成權力的不作為，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當一些地方發生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件或冤假錯案時，都需要對相關涉事官員、責任人員進行問責。

近年來，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逐漸成為共識，也形成了相應的制度規范。然而，在落實上，一些地方仍存在打折扣的傾向。諸如問責就是“躲貓貓”、問責就是暫避風頭、問責就是異地就職等情況，都曾飽受詬病，引發公眾對問責制度、對地方政府問責目的的質疑。

如果說過去一些地方是問責不主動、問責不給力，那么上述“五座大山”的情況則是問責用力過度，是問責的跑偏。其后果不難想見——不分青紅皂白、不論具體是非、眉毛胡子一把抓，這樣的問責如何讓人信服？如果說不管怎么做結果都是被問責，甚至“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基層干部還會有工作的積極性嗎？如此問責，再嚴厲也無益于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加劇基層干部的抵觸情緒。這對官場風氣、公共治理來說都毫無益處。

問責只是手段，加強責任意識、提高社會治理效能、解決民生問題，才是最終目的。尤其要遏制那種“雷厲風行”問責給上級看、給輿論看的作秀心理和糊弄心態。

說到底，問責貴在精準，既不能當老好人、該問責的不問責，也不能假裝嚴厲、不該問責的亂問責。問責必須查清事情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跟哪些人有關，不能放過一個有責任的人，也不能冤枉一個無責任的人。問責要按制度和規矩進行，要分清責任的層次，是主體責任、管理責任還是其他責任，要深入核實、綜合分析、公開透明、公平公正。而且，問責的前提是明確職責，什么級別、哪個崗位的干部具體職責和權力是什么，應劃分清楚。此外，對有些錯誤可能還要劃定容錯空間，給予糾錯的機會。幫助基層干部減輕“被問責焦慮癥”，一些地方已經進行了嘗試和探索。

時下，我們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創造性，需要一大批改革創新、有作為擅作為的闖將、干將。因此，不能因為問責的跑偏使得基層干部消極怠工、戰戰兢兢，而要做好問責與賦權、問責與容錯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