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的家書

1948年7月，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從前線回到哈爾濱，參加東北解放軍司令部討論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計劃和準備工作，組織決定留他在后方工作，但他堅持要求上前線指揮作戰。1948年9月8日，在即將奔赴遼沈戰役前線的前夕，朱瑞給母親和哥哥寫了一封信，傾注了他對親人的無盡思念，對革命勝利即將到來的喜悅和對炮兵事業的一腔熱忱。

母親、哥哥：

我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從延安到東北來，同年十二月彩琴帶淮北來東北。在東北兩年多了，我們身體都好。彩琴又生一女兒，名字叫東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滿健康。彩琴原先身體不好，生東北后保養得好，現在很壯很胖，請勿念。

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因我在蘇聯學習的炮兵，我很喜歡這工作。到東北后，人民炮兵大大發展，我很高興地做著，身體比過去更好了，工作精力更大，工作也還順利。

東北發展很快，我想不久我們就要打進關，與華北會合，勝利（這次是真正的勝利了）與家鄉見面，希望母親、哥哥、嫂子及小侄等健康，均團圓見面才好！

蘇北及山東打仗很多，聽說家鄉年成很壞，不知家中如何？

母親健康否？哥嫂健康否？如有可能，請寫個信來，因山東、蘇北、東北已可通郵，寫信是可以寄到的，只是慢點，不要緊。

農民翻身，國家才能強盛，我家有地出租，這就是地主，應做模范，把地自動讓給農民，這才算名副其實的革命家庭。我想母親及哥嫂都必定早都做到。我記得山東時母親及哥哥都說過，我家都參加革命了，要地是沒用處的。這是對的！

蘇北及山東跑反，士杰及坤一、小玲都跑到東北了，后找到我們，現分配在哈爾濱工作（公安局工作），他們都好，在東北坤一又生了兒子，名字叫七七（因七七生），一切都很好。還有其他朱家妹妹跑到東北，我等未找到他們，后來又都回山東及蘇北了，我只接到陳愛華一封信，她寫信告訴我她回山東去了，我同她也未見過面。

聽坤一說，大卓在跑反中失掉，現找到沒有？

母親是否仍在二姐家住？二姐家境情況如何，各親友情況如何？均請賜知。

因為記掛母親及哥嫂，去年六月曾派人到山東送信并附相片給家里，因山東打仗，都沒送到，至今家中情況不了解，常覺不安，特別母親年邁，是否健在，時刻不忘，務請哥哥據實詳告，如仍健在，請多予侍奉，以期勝利后還能團圓，至盼！

各子侄輩，仍希統統推動他們出來參加革命工作或學習，才不致落到時代后邊，甚至做對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情請哥哥多負責領導他們。

祝闔家平安！

敦仲敬上

九月八日

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9月9日，朱瑞看望了到哈爾濱出席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的、山東棗莊煤礦一位姓張的工人代表，并托他將信捎給在家鄉的母親和哥哥。

9月10日，朱瑞告別妻女，從哈爾濱急赴遼寧錦州前線，10月1日犧牲于義縣戰場。噩耗傳到哈爾濱時，這位張代表尚未返回山東，遂將信件送還給朱瑞的妻子潘彩琴，成為朱瑞未能發出的最后一封家書。

此后，這封信一直珍藏在潘彩琴身邊。1994年潘彩琴離世，朱瑞的這封家書和其他遺物由其親屬捐贈給哈爾濱烈士紀念館，如今保存完好。

始終記掛著母親

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生，江蘇宿遷縣朱大興莊（今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龍河鎮）人。1925年赴蘇聯，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192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后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9年9月18日起身回國，1932年1月到中央蘇區，參加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1934年夏，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10月參加長征。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任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代理校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學校師生開赴東北，組織搜集日偽軍遺棄的武器，積極發展炮兵部隊。1946年10月起，先后任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1948年9月12日，朱瑞指揮炮兵部隊投身遼沈戰役。

朱瑞自從1925年出國留蘇，直到1948年戰死沙場，一直沒有回過家鄉。1930年1月，朱瑞從蘇聯抵達上海后，在東亞酒樓住下，等待黨組織派人前來接頭，然而望眼欲穿，卻始終無人登門。

當時的上海，陰冷的天空下彌漫著血腥味，國民黨反動派叫囂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到處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朱瑞先發報到德國柏林共產國際分部，但杳無音訊。朱瑞又到徐州向一位老同學探聽消息，發現其吞吞吐吐，神色慌張。為防止意外，朱瑞當即乘火車連夜趕回上海。

本來，徐州離宿遷很近，朱瑞原想這次順路能回家看看闊別5年的母親，但徐州的遭遇，使他壓抑住自己的鄉愁，繼續一心一意尋找黨組織。3月份，他在街上碰到了在蘇聯時見過的鄧穎超。在鄧穎超的幫助下，中央組織部派人把朱瑞接到了隱蔽的中央軍委機關，并由蘇聯共產黨黨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朱瑞回憶說：“自莫斯科動身，到找到黨，先后6個月。這中間是我最孤零苦悶的時候。在找到黨以前，我就像失去母親的孤兒。”

1935年10月，朱瑞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紅軍官兵饑寒交迫，10月的黃土高原，天氣已經很冷了，戰士們沒有御寒的棉衣，沒有果腹的食物。朱瑞輾轉寄出一封寫給哥哥朱軜的家信，備述困苦，盼哥哥接濟。

朱瑞的高堂老母已經十來年沒見到小兒子了，知道小兒子來信了，放聲哭了起來。聽說小兒子在外頭有困難，敦促大兒子快去看看。朱軜湊足了40塊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通過楊虎城將軍的秘書、中共黨員、蘇北同鄉宋綺云引見，久別的兄弟倆異地重逢。兩人從白天談到夜晚，說不完的話。朱瑞把這些錢一部分交了黨費，一部分分給困苦中的同志。

朱軜要回宿遷，朱瑞送了一程又一程。哥哥說：“別送了，你回去吧。”哥哥一步一回頭，流著眼淚，漸行漸遠。朱瑞突然向哥哥跑去：“哥，哥，你等等。”哥哥回過身來，兄弟倆擁抱著，都哭了。朱瑞說：“哥，看形勢，中日必有一戰，戰端一開，共產黨責無旁貸。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發親娘，還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在這里先給你磕個頭，你帶給娘……”

1943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的朱瑞，在山東抗日根據地迎來了與妻子潘彩琴結婚一周年紀念日，闊別18年的老母親在大哥朱軜、侄女朱華的陪伴下，也冒險從老家宿遷一路顛沛趕到沂蒙山區相聚。此時此刻，朱瑞的心情既激動又復雜，因為他剛接到黨中央指示，要他急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朱瑞不得不割舍他和母親、哥哥、侄女的第一次闔家團圓，動身奔赴延安。

紅色家書永不褪色

從這封信中不難看出朱瑞對家人充滿骨肉親情。從走出家門參加革命工作以后，朱瑞就沒有回過老家。作為一名鐵骨錚錚的軍人，他肩負著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重任，必須服從黨的安排，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他在信中，記掛著家人的健康，更殷切盼望著革命的勝利和家人的團圓。此外，他希望家人能夠把土地還給農民，鼓勵晚輩們參加革命工作或學習，叮囑他的家人能夠和他一樣參加革命，“不致于落到時代后邊，甚至做對人民不利的事情”。

然而，朱瑞的這封信最終并沒有傳遞到母親和哥哥手中。1948年10月1日，遼寧義縣縣城在朱瑞率領的炮兵部隊200多門火炮的強攻下，守敵1萬余人被殲，義縣順利解放。當天下午，朱瑞在戰場尚未打掃的情況下，深入戰場一線，不幸觸雷犧牲。

10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簽發的唁電：“朱瑞同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兵建設中功勛卓著，今日犧牲，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巨大損失。”中央軍委還批準將東北人民解放軍炮兵學校命名為朱瑞炮兵學校。

朱瑞是解放戰爭中我軍犧牲的最高將領。在2009年公布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單中，朱瑞位列其中。

為國家舍小家。為了抗日救國、為了人民解放事業，朱瑞一家失去了好幾位親人。他的結發妻子陳若克，上海人，曾任山東婦委主任，1941年冬天在日軍對沂水、沂南進行的“大掃蕩”中不幸被俘。她堅貞不屈，慘無人道的日軍用刺刀刺死了陳若克和她出生僅20天的孩子。朱瑞的侄女朱華也在魯南反“掃蕩”中犧牲于山東蒼山（今山東省蘭陵縣）、費縣一帶，至今未找到忠骨。在朱瑞的感召下，他的家鄉朱大興莊先后有20多位有為青年走進革命隊伍。

朱瑞在信中提到:“我只收到陳愛華一封信，她寫信告訴我她回山東去了，我同她也未見過面。”陳愛華是朱瑞的外甥女，1937年遵從二舅朱瑞的教導，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2001年6月，她從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革命烈士遺文大典》中看到了二舅朱瑞的這封信，老淚縱橫地回憶說：“二舅寫的這封信我沒有見到過，沒想到事隔50多年后才知道他當時已收到我給他的信。二舅是一個很有才干的我軍軍事將領，他的犧牲很可惜，活著的后人就要想著他，紀念他。”

1948年9月28日，中秋節。朱瑞在遼沈戰役前線行軍到遼源宿營。夜深人靜時，他提筆給妻子潘彩琴寫了最后的一封信。信中說：“此次去前方，中秋日同志一起歡度倒也愉快，特告請勿以我為念。”潘彩琴沒想到，3天后，朱瑞犧牲在戰場。從那之后，她把對朱瑞的思念深深地珍藏在心靈的深處，替朱瑞照顧好年邁的母親，對朱瑞的家里人都很好。1962年春，朱瑞母親過世時，潘彩琴節衣縮食擠出糧票和布票將其體面安葬。

今年是朱瑞將軍犧牲70周年，歲月抹不去歷史的回憶。跨越70年時空，這封紅色家書如今雖已陳舊，甚至有些泛黃，但是紙短情長，字見風范，看似和家人談家常，卻啟人向上、催人奮進。

（作者單位：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