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 孫丹

學術界有一個基本共識,勞動能力和資本效率的提高促使企業生產率躍升,從而導致兩大層面的“AI分歧”:第一層,機器對人類勞動的替代并不導致就業崗位的絕對消失,而是引起就業結構的改變,即大量中間技能崗位流失、勞動力流向高技能和低技能的服務業崗位,形成“就業極化”現象;第二層,高技能勞動者集聚的創新城市將獲得更多的資本投入、獲得更高的經濟產出。但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即在產業轉型和城市演變的背后,是否隱含第三層“AI分歧”——重構國際分工體系與國家間競爭格局。

沖擊南北貿易

從發展態勢來看,這個第三層“分歧”已經顯現,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跡象。

一方面,制造業崗位減少對南北貿易產生沖擊。

人工智能使有規律可循的勞動力替代成本大幅降低,這在制造業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由此,發展中國家可能面臨兩大改變:在國內,無法遵循將勞動力從農業轉移至工業的發展路徑;在國際貿易中,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消失,無法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

這兩大改變將導致勞動力直接轉移至人工智能無法覆蓋的服務業,使中低端的服務業外包成為南北之間的重要貿易方式,并進一步降低南北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例。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或將更為盛行。

當前,無論是從生產總值還是從生產效率來看,美國制造業都堪稱處于歷史最好時期之一,但2017年美國制造業崗位比2007年少了140萬個。其根本原因在于,制造業工人工資及福利水平太高,企業將大量資金投入自動化和機器人領域,替代了工人崗位。作為人工智能技術強國,未來美國制造業工人被取代的工作機會將會更多。這將深刻影響美國的政治環境和經濟政策。

另一方面,鞏固先發國家的主導地位。

占據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制高點,是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考慮到人工智能產業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人口優勢是國家強弱分化的關鍵:在人口基數更為龐大、各類交易數據更為豐富的國家,人工智能產業更容易得到發展。同時,經濟體量較大的國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也會有一定的資金優勢。

基于這兩點因素,雖然日本、德國等科技大國也在加緊布局,但中美兩國無疑已經站穩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的第一梯隊。不僅如此,人工智能產業還具有強大的“經濟賦能”作用。根據麥肯錫的預測,作為行業領導者的中美兩國可以進一步加強在資本、技術方面的優勢,并獲得20%至25%的額外經濟效益,而跟隨者僅能增加5%至15%的經濟效益。

調整戰略政策

作為一個新興產業,人工智能產業的相關技術和人才是未來國際貿易的重要對象。同時,各國有可能出臺相應的戰略性貿易政策。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國際條件下,憑借生產補貼、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工業成長,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歷史證明,在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進程中,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有效的。20世紀70年代,9個歐共體國家政府大量補貼商用航空器“空中客車”的研發經費,提供出口信貸,使其市場份額從1970年的3%迅速提高到1979年的30%。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空客公司已經可以直接挑戰美國波音公司和麥道公司。1976年,日本針對半導體產業啟動了為期4年的“更大規模集成”項目,核心內容是政府供給或協調公共產品,包括研發經費和技術培訓,并實施價格控制、國內市場準入限制等。最終,成功使日本在1985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半導體市場,并于1987年占據了近一半的全球市場份額,一舉超過美國的39%。

美國一直處在人工智能基礎研究的前沿,并在國家層面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研發促進機制。但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財年的基礎科學和研究預算為43億美元,僅為2016年的 13%。由此,越來越多的國際一流科技人才開始流失,并前往中國尋找機會。這無疑是中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契機。

當前,中國已有15個省市發布人工智能規劃。上海將人工智能納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為推進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包括補貼政策、人才政策、集群政策等22條實施辦法,將對國際一流科技人才產生越來越大的吸引力,有助于人工智能科研機構和企業在上海發展、完善產業鏈。

但也要看到,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有可能加劇國家間的競爭態勢。去年,美國國防部創新咨詢委員會主席施密特曾提到,如果美國不在人工智能領域采取更多行動,它將只能“在未來5年保持領先”,然后就會被中國“以極快的速度”趕超。這也是美國針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的一個重要背景。面對種種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沉著應對、練好內功,按照中國經濟的節奏和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規律積極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