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曄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東城區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十九大報告手語翻譯。

“從教育的維度打量,針對殘疾少兒的特殊教育,不僅集教育學、醫學、社會學、倫理學為一身,更需要教育工作者真正從人性的基礎去看待每一個孩子,沒有考分排名,不消極、不漠視、不急躁,尊重差異、尊重失敗。”

今年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因為擔任十九大開幕式手語翻譯而在網上“突然走紅”的周曄,穿一件紅色西裝神采奕奕走到通道話筒前,“有人說我是20多年來從不說話的女主播,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我是會說話的。”

幽默之余,她舉起大拇指,點點頭,用手語表達了“謝謝你”,還有不少人跟著做了起來。

周曄的日常,似乎就與這個形象一個樣。挺拔瘦削,舒展得體,似乎天然就能繃得緊緊,說起話卻也帶點京腔的自在輕松———

但似乎也有不同。面對特教學校里有著身體障礙的孩子的時候,做完幾個小時的手語翻譯直播之后,在每日轉場不同會議的間歇時刻……周曄是另外的樣子:時而手口并用、夸張舞動,時而略顯疲憊、松弛半躺。

這都是她。

一百零八分之一

3月3日委員通道上,在潤物細無聲的手語“謝謝你”之后,周曄認真表達了她對特教的想法:一人一案,對殘障學生個別化教育。適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這是她第一次以委員身份參加兩會最“重大”的呼吁訴求。

大家可能認識周曄這個手語主持人,但多不知道,她還是北京市東城區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她也是本屆全國政協教育界108名委員中,唯一一名來自特教界的委員。

因為這沉甸甸的一百零八分之一的身份,周曄對自己也有一份特殊要求———成為全國特教老師、特教孩子、特教學校在政協平臺上的代言人。“我得了解全國特教領域的發展狀況和各相關群體的需求,并給出相關部門可落地解決的有針對性、建設性的建議。”

委員通道上的“謝謝你”也是周曄的心聲。在教育界小組討論中,周曄不止一次表達,“特別感謝我的這些孩子們,大家能看到我、想到我、給我全國政協委員這樣的身份,來到國家級參政議政的平臺,都緣于我背后的這個群體———中國2000多萬聾人,因為國家關注到這個群體,才把這些出鏡機會、參政議政機會,給予了我。”

也因為委員通道上的“謝謝你”,在全會期間,不時有熟識的委員經過,學著打手語“謝謝你”,跟周曄打招呼。也常有委員和記者過來,問她一些現下新詞怎么用手語翻譯,她來者不拒。從某個角度看,這個過程本身已經達成了她的一點小小期許,“我就是想讓大家關注聾人群體,關注他們的需求和在生活中的不便,關注與他們的交流。”

“高興看到大家都記住了‘謝謝你’,這就是很形象的一個人示意點頭,是一個友好的表現。”

周曄希望整個社會對于聽力障礙、智力障礙的群體,對于從事特殊教育的工作人員,都能有一份善意和友好。平復跨越身體差異的溝壑,也能讓健全人懂得換一種視角看待生活,不僅看到失去的,更加珍惜已經獲得的。在享受科技與社會進步的成果時,懂得禮待“弱小”、和諧同生、珍惜回報……這些,正是在高速發展、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中,最容易忽略卻又最為重要的人性基礎。

這些體會,是周曄在30多年特教生涯里最深切又最平實的所得。聾兒的一個音節發聲,17歲孩子的一副畫像,偷偷放在桌面上的潤喉片……都是周曄辛苦過迷茫過的特教歷程中的片段閃光。

“只要做一件事,就充滿深情地去做、專注地去做。”當委員也是如此。

2018年過去四分之三,周曄正在一步步踐行自己兩會時許下的愿景:合理安排好本職工作和調研間的時間分布,利用參與全國政協的相關調研和自己作為中國教育學會特教分會副秘書長到各地開會調研的機會,多了解全國特教事業的發展。對于特教老師的培養、特教老師的待遇以及智障孩子的職業教育,能有一些推動。

“面熟”的手語翻譯

成為委員參加兩會之前,采訪周曄的記者已經一茬接一茬。因為十九大開幕式上腦力與體力完美配合的表現,周曄意外成了“網紅”。

說完美不為過。十九大開幕式全程,周曄跟隨習近平總書記語速,三個半小時沒有任何鏡頭切換,不間斷25000多個手勢,創下國內媒體直播手語翻譯時間的最長紀錄。

直播視頻左下角的小方框里,周曄坐得筆挺,時而兩手支撐擺成“人”字形,時而一手按下另一手攥起的拳頭,各式動作組合,在胸前劃出優美弧線。有人評價這場翻譯,“詞匯轉換簡練、動作頓挫有序、速度適中穩定,堪稱一部經典的現場版‘手語教科書’。”

周曄讓所有無法獲取聲音信息的聽障人士,第一時間“聽”到了會議的聲音。

其實那場直播,稱得上是54歲周曄的“極限”。直播開始24小時前,她還不確定會不會上直播。之前得到的消息一直都是“一切等通知”。直到前一天下午1點,她才有了確切消息。

沒有最新的報告,她把5年前的十八大報告打印出來,對著文字練習手語動作。沒有“替補”,沒有退路,早上去直播間的路上,她一直暗暗給自己打氣。

手語直播現場,周曄面對的是一臺放映大會畫面的電視,“你們在電視上看到什么,我當時就看到了什么。”沒有稿件,沒有提詞器,就靠電視和耳機里傳來的聲音。除了手勢,還要跟讀,因為一些聽障人士要通過唇語來理解語言。手、腦、耳、嘴并用,周曄不敢有絲毫分心。

專注力之外,還是實打實的解讀能力——手語直播不是簡易的“拿來主義”,要對原文進行組合、調整、理解,再轉換成手語。周曄解釋,“比如物流,普通意義上的流指液體的流動,而此時卻指物品的運輸過程。”有些需要語意擴展、有些需要概括總結,比如“翻譯”“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時,周曄就用“各族人民大團結”,做了巧妙的處理。

全程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周曄長時間保持坐姿,3個多小時下來,腰、肩、頸好似才重新歸位,“那會兒才感到全身僵硬,幾乎無法站立。”

順利完成直播、挑戰自己讓周曄興奮,但更讓她興奮的,是十九大報告中的表述。“辦好學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網絡教育”的提法讓她高興,“從十七大的‘關心特殊教育’到十八大的‘支持特殊教育’,再到十九大的‘辦好特殊教育’,能看出國家對于特殊教育的重視和不斷加大的支持力度。”

“同時,國家層面能夠考慮到聾人群體,讓他們第一時間‘聽’到這重要的聲音,這不僅僅是聽到報告內容本身,而是傳遞了一種尊重,這個意義更大。”

也是因為十九大開幕式,讓不少人在央視直播鏡頭里注意到了周曄,年輕人也覺得“面熟”:“是不是小時候電視臺里那個打手語的阿姨?”

確實是,這次直播距離周曄第一次上央視節目,已經過去了22年。

“得,以后哪都不去了!”

1995年,中殘聯和央視合作開設手語翻譯欄目,正在北京第一聾啞學校任教的周曄被老校長推薦試鏡。周曄憑借著出色的儀態、精準的手語,被一眼“相中”,從此成了一名“不說話”的女主播。

對周曄來說,這份工作有魅力也有挑戰。最初她與央視主播賀紅梅合作,負責《本周》欄目的手語翻譯。后來欄目逐年改版,成為《新聞周刊》,她和白巖松又成了搭檔。《共同關注》時間也由原來的20分鐘改為1小時、錄播改為直播,她漸漸成為熒屏上的熟面孔。

2012年全國兩會,央視首次引入手語直播,周曄憑借豐富的直播經驗順利擔起重任,之后又成功為黨的十八大做手語翻譯……

懂行的人能從周曄手語里看出翻譯的精妙,不怎么懂的人能從中看到“漂亮”。被問起來如何做到,周曄始終語氣肯定,“這是我的專業,必須漂亮!”

這種漂亮并非一直這么篤定。對周曄而言,跨進這個專業本身,就是一種來自“硬拽”的偶然。

19歲高考失利,周曄聽從父親安排,到北京第一聾啞學校做了特教老師。但上班第一天她滿心都是抗拒:聾人打手語表情豐富,動作夸張,“眉毛眼睛都在動,簡直眉飛色舞。”年輕的周曄覺得他們“奇怪”,這份工作她不想干。

這期間,高挑的周曄差一點就去當了模特。得知一家模特公司在招聘,周曄瞞著家里,急匆匆報了名。條件優越到幾乎沒費周折,一試即中。但父親堅決反對:“你能一輩子吃青春飯?”

“青春飯”吃不得,那特教老師能是終身事業?

乖乖女周曄滿心不情愿,卻也留了下來。當時的校長李宏泰認定她是棵好苗子,特意指定學校手語最好的老師給她當師父。也因為學校教師緊張,入職兩周,周曄就被要求單獨挑大梁。第一次在課堂上打手語,她手足無措,尷尬極了。為了“保全面子”,周曄這才下決心跟著師父好好學,每天回家不是對著報紙就是對著電視練手語,靠著一點“不瘋魔不成活”的勁頭,漸漸打成了“手語專家”。

但最終讓周曄確定“這就是一輩子的事業”的,卻也不是手語技術本身,而是跨過身體障礙,在交流手段背后,心與心的溝通。

有次一年級老師出差,才當老師沒幾天的周曄就做了臨時班主任。課堂情況根本不是她想得那么簡單:有的孩子手語快,她看不懂;她打的手語“怪”,孩子們也看不懂,課堂上混亂一片。

“按下葫蘆浮起瓢”,周曄把這個孩子帶到座位,那個孩子又跑了,場面失控。本來有點低血糖,周曄一著急,就趴在了講臺上。孩子們見她不動,用小手捅她,還不動,就有懂事點的孩子叫了校醫。

待完全從模糊中清醒,周曄看到,醫務室窗外就像一排小鳥一樣,排了一溜小腦袋。第一次,她被孩子打動了。

這種無聲的關心不止一次。不久后有一天,周曄生病在家休息。到了傍晚,院子里突然來了一群孩子。周曄的學生們居然從東四九條摸到了鼓樓,走了整整兩個小時。

既驚也急,周曄慌忙與孩子們打手語交流:你們怎么來的?我們問路來的。接著,一只只小手沖她伸開———他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藥。因為不知道老師什么病,帶的藥也五花八門。

“哎呦喂”,每每提起,周曄仍舊感嘆,“當時我那顆小心臟就受不了了。得,以后哪都不去了,就干特教了!”

“命運的饋贈有先有后”

“從經濟成本看,特殊教育可能是更昂貴的教育,從投入產出比看也不算高。但從教育的維度打量,針對殘疾少兒的特殊教育,不僅集教育學、醫學、社會學、倫理學為一身,更需要教育工作者真正從人性的基礎去看待每一個孩子,沒有考分排名,不消極、不漠視、不急躁,尊重差異、尊重失敗。這其中,蘊藏著教育的本原,也綻放著教育的理想。”

在周曄眼中,實踐中的特殊教育就是既特殊又尋常。適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命運的饋贈有先有后,尊重每一朵花的時令,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差異。”

教聾兒說話并不容易,正常孩子在母親懷胎時就能感知聲音,建立聲音的概念,而聾兒根本就不知道聲音的存在。要想接受聲音訓練,只有從觸摸開始。

為讓孩子學會一個正確的發音,教學中的周曄會上百次上千次地張大嘴巴,讓孩子們看她的口型及舌頭的變化,并撫摸感覺聲帶的顫動,從中體會發音規律。一節課下來,反復被孩子摸過的鼻子、嘴巴、脖子周圍都是黑黑的小手印。

在聾啞學校時,曾有媽媽送來一對乖巧的聾兒雙胞胎姐妹。“各大醫院都跑遍,治不好,死心了。送到學校學點知識,能學多少算多少。”周曄理解這背后的辛酸。

無聲世界浸潤太久,雙胞胎姐妹幾乎就是一對木頭人。不參加任何活動,對別人的交流表示一概置之不理。但有次,周曄不小心碰了下姐姐,小姑娘竟突然“咯咯”笑起來,原來是碰到了“癢癢肉”。她會笑!會出聲!周曄驚喜不已,然后她又刻意去撓妹妹的“癢癢”,妹妹也能笑出聲。“這笑聲也太好聽了。”周曄心疼,也看到了希望。

從“爸爸、媽媽”最簡單的音節教起,周曄反復為孩子示范口型和發音。“媽”帶鼻音,她讓孩子撫摸她的鼻翼。“哥”是舌根音,舌根還要抬起來,她讓孩子看她的嘴巴、摸她的喉嚨……不厭其煩,終于發聲!一個周末,雙胞胎姐妹撲向校門口等待的媽媽,大聲喊“媽媽”,轉頭又叫“老師”。媽媽呆住了,周曄也跟著掉淚,“用心去體會適合不同特殊孩子的特殊教育,再通過教育,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命運,還有比這更有意義的事嗎?”

2002年,周曄所在的聾啞學校與北京東城區培智學校合并,成為現在的東城區特殊教育學校,周曄成了周校長。以前多關注聾兒,此后也開始多關注起了其他類型的孩子。

“不同殘障類別的孩子,在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上都有不同。”周曄舉例,在教聽障學生時,要借助手語教學和溝通;面對智障兒童,課程設置、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手段則更要形象化、生活化和多樣化。

“曾有一個唐氏綜合征的小孩看到我,他指著我的嘴說‘口紅’,我知道他肯定想表達。后來幾天逐步把這個詞匯拓展,教他說一句完整的話,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終于說出一句特別完整的話‘周校長抹口紅真好看’,他說出這句話,自己也興奮啊。”周曄說,“這樣一種開放和自然的方式,就適合智障兒童。”

走到安定門的胡同深處,才能找到東城區特殊教育學校。沉靜又帶了些舊舊的年代感,跨過操場走進去,又能聽到很多疊加混合的聲音。孩子的哭聲,老師的鼓勵,音樂的撫慰……也很容易觀察到不同孩子的不同表現和針對不同孩子的不同形態的教育。身體的幫扶,圖畫的專注……亮堂堂的學校里,有障礙的孩子和從事特殊教育的老師,是師生,也是平等的溝通伙伴。

“雖然學校老師還是經常會被學生無意識地磕碰、抓打,甚至踢咬。但無論大傷小傷,從來沒有一個老師抱怨。”

做特教的老師都有一種能夠脫離自身處境的認識,某種意義上,特教是給所有人的禮物。對殘疾人的關照,不意味著健全人群的一味付出,全社會在更高層面都會有收獲。當一個社會,無論身體是否有缺陷,都能受到恰當水平的照顧,并最大限度贏取生存可能,那么國家和社會將會擁有無與倫比的凝聚力、向心力,并有自信去面對困難和挑戰……

做了30多年特教,周曄并非完全沒想過換個崗位,但有機會離開換個崗位時,周曄心中還是不舍。

輕松的崗位當然好,但想到要離開這些孩子,離開一起工作的同事,周曄說心里就感覺空落落的,所以結論是,“這輩子就跟特教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