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喲，是陳師傅來了！我們家剛包好餃子，這也到點兒了，您吃一口再走唄！”

“這么熱的天，您還辛苦了！快進來喝口水吧。”

……

6月21日正是夏至，熱浪已經開始襲擊北京。53歲的郵遞員陳艷軍送完上午的最后兩個快遞，禮貌地拒絕了客戶的執意挽留，與往常一樣，準備找家小飯館吃午飯了。這片1800平方公里的區域，他的雙腳已經走了35年了，天天如此，早已成為街坊鄰居眼中有口皆碑的“老熟人”了。

每天早上7點，陳艷軍準時跳下公交車，向位于北京市房山區閻村鎮的單位———北京郵政速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房山營業部走去。顧不上入座，他就開始熟練地將前一天來的包裹、郵件分揀裝車。8點整，陳艷軍將水杯里灌滿白開水，郵車準時啟動，駛向廠區、住宅和山區村落。這一趟出發，就是滿負荷的工作量。午飯“走到哪，吃到哪”，往往在路邊的小館子草草解決。到了下午，大部分郵件派送完了，又要開始收件了。敲門、攬收、計費、微信支付、撕單子、裝車……連送帶攬，小一百件的體量。回到營業部，將郵件歸類，再與同事說說今天遇到的問題，收工時已是七點多鐘。

陳艷軍又匆匆跳上回家的公交車，回家和等待他的妻子女兒一起吃晚飯。

“這就是郵遞員的生活。一天雷打不動地工作12小時，看起來周而復始，枯燥平淡吧?”陳艷軍笑著對記者說。

17歲時，追隨內心“想當一名光榮的郵遞員”的理想，陳艷軍加入了離家最近的北京燕山東風郵政支局，成為一名年輕的郵遞員。1982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在人們臉上，郵局還沒配備郵車，陳艷軍騎著自行車開心地往返于崎嶇的山路間。“我送得最多的就是信和報紙。”他在自行車前后兩端，各掛著一個綠色的布袋子。因為怕弄丟了，所以前面的袋子里一般是掛號信和書信等比較重要的物件，后面是訂閱的報紙。

“那時真是一封信一顆心啊！”陳艷軍回憶，當時的信件除了公函，最多的就是家書，從收信人焦灼渴盼的目光里，他能感受到親人間互相惦記、牽掛的分量，這是他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所沒有過的經歷。不是每家每戶都有信箱，有些來信地址只能寫到哪一排，有些則純粹是“死信”，只寫“北京燕山XXX收”。陳艷軍記憶猶新的是，廠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有多“厲害”。“誰住幾排幾室，哪家住幾個人，他們全都清楚。”陳艷軍只要將這些信交到居委會手里，信件總能準確無誤地轉到收信人的手中。

但山里就不好說了。陳艷軍一天要背著六七十封信，負責投遞的道段還有許多是建在山上的村落。他習慣了抬頭就撞見前面的羊腸小道，在送信的途中也曾被大雨后崖壁上滾落下來的大石塊嚇到，慶幸自己“撿了半條命回來”。但最頭疼的，還是山上的村子沒有門牌號。他只好向村委會和路上遇到的村民取經。久而久之，在他的筆下，一張不斷完善的手繪投遞圖形成了，這為后來的同事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進入上世紀90年代，電話和快遞開始普及后，普通信件少多了。1991年，中國郵政成立了速遞物流公司，陳艷軍由一名“慢遞員”變成了“快遞員”，他的交通工具也從自行車變成了汽車。由于熱愛這份工作，陳艷軍不僅學會了開車，還用功學習，將分揀封發、營業收寄、會計、等業務爛熟于心，成為領導和同事眼中的“萬能大替王”。

這些年，盡管帶出了一個又一個徒弟，也已經是郵遞員里少見的“高齡”人士，陳艷軍依然堅守在一線崗位上。他說，這種熱愛來源于精神上的成就感。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陳艷軍開的郵車行至房山區東流水村的一個低洼處時突然熄火了，眼看郵件就要被雨水淹沒，他心急如焚，跳下車冒著大雨跑到村子里尋求幫助。當時，村民們都在家躲雨。一看敲門的是陳師傅，幾位村民二話沒說，就跟著他跑到車邊，齊心協力把車推向了高地。“那是我特別感動的一次，一是保住了郵件的安全，沒受損失。二是老鄉們的認可給我的那種獲得感，是多少金錢也比不了的。”

“手里一有沒送出去的信，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定要想辦法送到。”35年里，妥投率達到90%以上，陳艷軍經常收到公司客服平臺轉來的表揚信息。更令他沒想到的是，今年5月4日，他第一次走進向往已久的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國家郵政局“最美快遞員”的表彰。

“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做夢都沒想過有一天能走進人民大會堂，何況還是去領獎。我覺得特別滿足，這輩子都值了。”陳艷軍說，只要身體情況允許一天，他就要繼續在郵遞員的崗位上再干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