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即“盲目流動人口”。特指上世紀50年代后的30多年間，農業剩余勞動力或其他擺脫當時戶籍管理自發遷徙到城市謀生的人們。這個略帶貶義的稱謂，反應的是我國經濟各要素日漸活躍的現實和城鄉二元體制、戶籍管理等之間的沖突。而如今，隨著“盲流”成為歷史名詞，普通中國百姓正享有越來越多的流動自由。

1953年秋，13歲的段應碧離開萬縣山里的家，到90里外的縣城上中學。10年后，他從當時的四川財經學院農業經濟系畢業，被分配到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時，可能沒有想到，自己將會經歷中國農村改革的全過程。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段應碧一直在國家決策部門從事農村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參與了農村改革過程中的許多重大政策的調研和制定。再見段應碧，雖已年屆杖朝，但他對中國農村的關注與思考，并未停歇。點點滴滴的歷史見證，匯成涓涓細流，貫穿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長河。

“對進城的農民來說，他可一點也不盲目，就是為了找工作掙錢，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

▲1994年，幾位農民工來到天安門。

時鐘的指針回撥到28年前，1990年的央視元旦晚會。

喜劇演員黃宏憑著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擊隊》一舉成名。同時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小品中宋丹丹說的這樣一句臺詞：“剛才在候車室，乘警指著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盲流！你聽聽，還盲流呢，離流氓不遠了?！?/p>

在很多人的記憶中，舞臺小品關于“盲流”的表述，一點點自嘲，一點點無奈。

“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盲流’的概念就已經出現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領域?！倍螒淘俅螌⒅羔樆負?。

▲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三位農民工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在兩會現場合影。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因為貧困流離而涌入城市，1953年4月，國家政務院(國務院的前身)發出了《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并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1956年秋后，農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和重點工業城市的現象更為突出，國務院于年底再次發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7年初對該指示作了補充再次下發。

“計劃經濟年代，每個人都是一顆‘螺絲釘’，國家把你擰在哪里是不準隨便挪動的。那時一個普通社員要進城，需要生產隊、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三級證明。”段應碧清楚地記得。

段應碧回憶，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開始允許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最初的政策是“離土不離鄉”?！稗r民工”這個稱謂由此而生。上世紀80年代后期，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對勞動力提出旺盛需求，農民工進城出現“第一個潮頭”。當時大量跨地區流動就業的農民工春節返鄉形成壯觀的“民工潮”，時至今日仍令國人印象深刻。

1991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勸阻民工盲目去廣東的通知》，同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收容遣送的對象擴大到三證（身份證、暫住證、務工證）不全的流動人員。隨后，1995年8月10日，在公安部發布的《公安部關于加強盲流人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又將“三無”盲流人員解釋為“是流動人口中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及無正當工作或經濟收入的人員，多為盲目外出、農村人多地少、經濟收益低、找工作或流浪乞討人員”。

“盲流”這一稱謂，可以說，生動展現了當時社會環境下，進城者與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之間的矛盾沖突。但段應碧不同意“盲目”這個說法：“對進城的農民來說，他可一點也不盲目，就是為了找工作掙錢，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只是管理者從自身角度出發，認為他們是盲目地流動而已。”

▲本報2007年3月5日刊登的《給流動人口起一個不帶歧視的稱謂》一文，在了解到中關村地區外來人口服務與管理存在的問題之后，多位政協委員表示，要給外來人口合適的名稱和定位，起一個不帶歧視的名字。 本報記者 齊波 攝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三證”不齊全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是有點麻煩的。

“那時候有的農民工周末都不敢上街，要么就得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來，打扮得像個城里人才敢出門，不然隨時有被收容遣送的風險?！睍r過境遷，再憶起這些，段應碧終于能像講笑話一樣釋然了。

千萬農民投身城市“盲流大軍”，出現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橋。而當時國企改革背景下，下崗職工正是每個城市市長直面的難題。

“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城里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要是哪個市長能提出‘善待農民工’的口號，就算不錯了?！倍螒烫寡浴?/p>

主管“三農”工作多年，段應碧曾數次想把農民工問題寫進文件，但往往經過和多個部門一番番激烈爭論后，相關內容就從一篇刪到一段，再減到聊勝于無的一句。

進入新世紀，情況開始改變。2002年以后，城市下崗潮消退，社保體系初具雛形，借著“孫志剛事件”的輿論環境，多方合力，終于廢除收容遣送制度。“那一刻，農口的人無不拍手稱快！”時至今日，段應碧仍記得15年前“收容遣送法”被廢止后，他和同事們的痛快淋漓。

“對待農民工進城問題真正發生轉變是在黨的十六大以后，國家統籌城鄉發展，解決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對農民外出務工采取了積極引導政策?！倍螒糖宄赜浀?，2003年和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兩次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政府切實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

2006年，《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出臺，對保障廣大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改善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各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陸續出臺，從農村“突圍”而出的農民在城市逐漸挺直了“腰桿兒”，更多的勞動力流進城市。

2008年的初春時節，段應碧欣喜地在電視中看到，作為我國首批農民工出身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一，“打工妹”胡小燕走進了人民大會堂。首次參加全國兩會的她因為在兩會上直言民意，而被時任總理溫家寶稱為“選對了的人民代表”。

成就了中國快速城鎮化的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流動的‘血液’，他們值得應有的尊重

在段應碧的記憶里，他的童年清苦卻自在。溪邊、山上、林間，不念書的時間里，小山村遍野都是他自由奔跑的身影。

彼時，大人們也自由得很，城鄉之間沒有戶籍壁壘，人們可以隨意遷徙，沒有“盲流”之說。

說起“盲流”，段應碧就忍不住多說幾句戶口的事兒。

1953年，段應碧告別大山進城念中學的那年，我國開始實施重工業優先的蘇式工業化戰略。為了從農業提取積累，政府采取統購統銷政策，拉大工農業剪刀差，農民的糧食只能按照規定價格賣給國家，而不能賣給商人。從此，中國社會有了商品糧、農業糧之分。

“統購統銷”分配的依據就是戶口。政府一方面在城市關住城門，用戶籍制度保證城市居民的食品供應；一方面在農村拴住農民的腿，通過農業集體化，把農民組織到農業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

在段應碧記憶中，與高級社走向人民公社幾乎同步，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稐l例》不僅規范了全國的戶口登記制度，更規定了控制人口遷徙的兩項基本制度——戶口遷移的事先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目的是“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從而徹底改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口自由遷移的政策法規，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模式得以確立。

在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下，龐大的農村人口被牢牢地綁定在農村土地上。不管是公費醫療、退休金，還是產假、喪葬撫恤等都成為城里人才能享有的福利，一家吃“農業糧”的農村人與一家吃“商品糧”的城市人成為兩個階層。出生在農村的孩子如果想進入城市，只有考學、參軍提干和招工等非常有限的幾種途徑。

考學改變了農家子弟段應碧的命運。但在他走出大山后的幾十年里，無數中國農民的選擇依舊捆綁在那一紙戶籍上。

對于今天的中國農民而言，推開城市大門的難度并不高。走進城市，只需要一張火車票，找到一份工作，有時也只需要一身力氣，但如果想在城市長期發展，最終安居下來繁衍生息，并非易事。

在和農民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段應碧看來，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一道最深印痕，一張薄薄的紙片就把人們的身份區分開，迫切需要進行改革。

2014年7月30日，備受關注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正式公布，緊接著，很多地方開始了改革戶籍制度的嘗試。

“戶籍制度改革，關系著農業轉移人口的生存發展，關系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質量，更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在段應碧看來，真正的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不僅應該是戶籍登記的變更，不能停留在一紙文件、一項規定，更應該通過一系列徹底的社會經濟政策，賦予農民平等的國民待遇、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和利益分配機制，最終改變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重點不在戶籍登記制度，而在于增加農民的福利和公民權利。

一本小小的戶口本，見證了我國不斷推向縱深的戶籍制度改革，記錄了這個國家不斷走向開放的步伐。

“任何松動城鄉二元體制的措施都有積極的意義?！辈稍L中，頭發花白的段應碧會時不時停下來哈哈一笑。新生代農民工有更多的想法，更樂觀，也更主動。看著胡小燕們不同于父輩們的心態和命運，段應碧不由感慨：從“盲流”到流動人口、外來人口，再到新居民、人大代表，成就了中國快速城鎮化的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流動的“血液”，他們值得應有的尊重。而這些含時代背景的稱謂，都將像年輪一樣銘刻在歲月的凹痕里，訴說這個時代一步步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