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高峰的出現，除客觀社會環境外，創作主體至關重要。一般來說，文藝家生活閱歷越豐富，思想就越豐富；積累的思想文化資源越多，并且站在推動歷史前進的前沿，就更能創作出鼓舞人們前進的作品，成為“照亮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

藝術美之所以具有美感功能與價值，并不完全由于其形式，而是由于它既反映生活真實的美，又因為它融匯人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幻想力，從而使作品的藝術語言、藝術形象、藝術境界比現實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強烈、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

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為文藝家勇攀文藝高峰創設良好客觀條件，但偉大杰出作品的產生依然有賴于文藝家自身努力，文藝家樹立雄心壯志，追求盡善盡美，依然格外重要

文藝走向高峰是人民的期待，也是時代的需求。為此，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強健創作主體，不躁不急，為攀登真善美的文藝高峰做出不懈努力

創作主體需有超常條件和超常努力

眾所周知，文藝高峰總以偉大文藝家所創作的杰出作品為標志。如屈原的《離騷》代表楚辭高峰，司馬遷的《史記》代表史傳文學高峰，李白、杜甫代表唐詩高峰，唐宋八大家代表古典散文高峰，等等。曾有人否認文藝創作需要才能，現在已沒有人這樣看了。

代表文藝高峰的作品往往具備以下特征：一是反映的現實生活比較廣闊和深刻，二是給人們的思想啟迪比較豐富和先進，三是文藝形式的創造比較完美和新穎。所謂優秀作品是真善美的統一，真乃相對現實生活而言，善乃相對思想導向而言，美則是有別于現實美乃至比現實美更高的藝術美。三者的統一必然要求文藝家對現實生活有廣泛深刻的體驗與把握，除確保生活細節真實生動外，還要深入了解人性和社會關系，與時俱進，因為人性和人的社會關系都隨歷史的發展而變化；必然要求文藝家對歷史積累的思想文化有豐厚繼承，并對歷史發展趨勢有超越常人的洞察力；還必然要求文藝家具有獨到的審美涵養、自覺的藝術創新意識以及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屈原之所以名垂千古，與他被流放三湘“哀民生之多艱”、上下求索、廣納民歌民俗豐富自己的創作以及弘揚愛國精神分不開。司馬遷《史記》的不朽，跟他遍歷名山大川，廣蒐史籍史料，橫受宮刑后發憤著書緊密聯系。李白、杜甫被譽“詩仙”“詩圣”，與他們從盛世入亂世，走遍大半中國，胸懷匡國濟民之志，創作大量詩篇不無關聯。《紅樓夢》之所以名列古典說部上乘，也緣于作者曹雪芹由富貴墮入貧寒的身世，緣于其具備豐富的生活閱歷、精深的文化積累和高遠的思想境界，進而萌發個性解放之心聲，在“繩床瓦灶，舉家食粥”的困境中仍能將此書“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可見，沒有創作主體的超常條件和超常努力，高峰很難以產生。

偉大的文藝家往往也是偉大的思想家

人們常說，偉大的文藝家往往也是偉大的思想家。人的意識總是存在的反映。文藝家的思想總與其生活經歷，包括通過閱讀前人積累的文化書籍的經歷相聯系——書籍往往是前人生活實踐的升華。古人說文藝大家應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說的便是這個道理。文藝作品固然是文藝家的創造，但意識反映存在，人類意識歸根結底源于現實世界。在這個意義上，現實生活永遠是文藝的源泉。毛澤東曾號召文藝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許多文藝家對此都深有體會，無論藝術的想象和幻想多么奇特，歸根結底都源于一定的現實。

一般來說，文藝家的生活閱歷越豐富，思想就越豐富；在生活中積累的思想文化資源越多，就越可能具有超越常人的思想高度；如果站在推動歷史前進的前沿，其思想就必然帶有先進的性質，從而就更能創作出鼓舞人們前進的現實內涵廣闊且深刻的作品，成為魯迅所說的“照亮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

有種“反理性”的文藝思潮認為文藝創作就是感性的，加入理性思想就會損害創作。毫無疑問，文藝創作離不開感性。如果文藝作品只是圖解思想，那當然應該反對。但人不僅是感性動物，更是理性動物，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感性與理性往往互相滲透、互為作用。實際上，由一定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支配的思想立場不僅影響人們對客體世界的認識，還決定人們情感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文藝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總有某種程度理性的參與，這也是事實。“詩言志”“文以載道”“寓教于樂”是我國由來已久的文藝傳統。詩論家葉燮曾說：“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吊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邁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為基。”所謂“胸襟”，其實指的就是文藝家的思想境界。

偉大文藝家的作品總因思想博大精深而煥發耀眼的光輝。我國儒家提倡的“泛愛眾而親仁”“仁者，愛人”“有教無類”的樸素人道思想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帶有某種先進性，因而為歷代名家所尊崇和傳揚。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產生的人文主義和個性解放思想，在歷史上也起過偉大的革命作用，它成為從但丁至19世紀數代偉大文藝家的思想支柱并非偶然。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文化結晶，在辯證唯物史觀基礎上批判地繼承人類豐富的思想遺產，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社會主義學說，百余年來成為自鮑狄埃的《國際歌》到高爾基、魯迅等諸多偉大作家的思想指引，也為人們所熟知。這都說明，基于豐富生活經歷和文化積累的博大先進的思想境界對于產生偉大杰出作品的重要性。

杰出作品不能缺少優異的藝術之美

藝術審美形式的完美創造，雖然比之作品的思想內容具有從屬性，但其重要性絕不容忽視。即使還沒有作品僅因藝術形式的完美創造而臻于偉大，但偉大杰出的作品永遠不能缺少藝術形式的完美。

作為主體，人在審美創造中具有很大的能動性。文藝是人們的審美對象，它體現文藝家所創造的藝術美，能滿足人們美感愉悅的需求。應該說，大多數文藝作品都具有某種美感愉悅的普遍功能與價值，使人在觀賞時感到美，感到沉醉、快樂、興奮。文藝家在創作文藝作品過程中也會體驗到自己想象和表現的美并感到愉悅，通過藝術手段把自己創造的美呈現給讀者和觀眾，會進而使他們體會到美感的怡樂作用，沉浸于作品所描繪的藝術形象和境界中而忘卻自己乃至廢寢忘餐。人們之所以喜歡觀賞文藝作品，很大原因就在于文藝具有美感功能與價值。這其中有對作品以真善為前提的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美的感受，也有對創造這種美的文藝家才能的欣賞與欽佩。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第一，美具有客觀根源，即美的質素存在于客觀事物之中，如我們說旭日朝霞很美，春花秋月也很美，這美的質素自然先存在于旭日朝霞、春花秋月之中。因此，美的基礎是真。文學藝術所創造的美，其基礎仍然是真，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觀現實，包括人性、人的情感及人的關系的真，這是美感由來的重要根據。第二，藝術中的真又有別于現實中的真：其中包含了作家藝術家依照自己“內在尺度”的創造，實現了人的本質、人的能動性的對象化。藝術的真可能亦真亦幻、半真半幻、似真而幻、似幻而真，因而它所創造的美又可能高于現實的美、區別于現實的美。第三，人的美感的產生依存于人與物的關系中。人總是在日常生活實踐中與客觀的物發生一定關系。如果物無害于人，乃至有益于人，又具有客觀現實的美的質素，那么人就會感到美、就會產生愉悅之情。老虎關在籠中或畫在圖上，人會感到它美，如果人碰到要吃自己的老虎，逃還來不及，哪能感到它美呢？所以美感的產生總與善相關，即與人的利害關系相關。

善的評價在文學藝術美的創造中非常重要。由于具有以善為導向的評價，文學藝術中丑的形象才可能轉化為美。比如，我國戲劇舞臺上惡行累累的丑角之所以能夠成為審美對象，讓觀眾感到丑角也具有美感，其原因就在于作家從向善的立場出發，對丑角進行揭露、諷刺和批判。如果相反對之進行贊美，觀眾非但不可能產生美感，反而會心生反感。對莫里哀喜劇所寫的塔爾丟夫和果戈理喜劇《欽差大臣》中的騙子形象，也應作如是觀。當然，像《七品芝麻官》中的主角相貌雖丑卻做善事，也會讓觀眾感到美。

總之，藝術美之所以具有美感功能與價值，并不完全由于其形式，而是由于它既反映生活真實的美，又因為藝術美是人類按照美的規律創造的，融匯了人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幻想力，從而使作品的藝術語言、藝術形象、藝術境界比現實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強烈、更典型、更理想、更有普遍性。美的規律當然還包含形式上的平衡、對稱、起伏、多變、夸張、象征等，從而有別于生活中的真。可以說在任何時代，真善美三者的統一都是文學藝術產生審美作用的基石。文藝家所創造的作品的形式美、語言美，在激起讀者美感中起到重要作用。

強健創作主體，勇攀新時代文藝高峰

每個時代都會創造出代表自己時代特點和藝術水平的文藝作品。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以來的戲劇和小說，便代表我國文學發展獨具特色的歷史軌跡，聳起一座座讓世人矚目的文學高峰。我們今天面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這一切使全球文藝不僅產生前所未有的大交流、頻撞擊，也促進各種新的文藝形式和文藝傳播方式誕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我們實際上也進入全民創新和廣大群眾廣泛參與文藝創作、共同欣賞文藝創作的人民文藝的新時代。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為文藝家開闊生活視野、積累思想資源、銳意藝術創新、勇攀文藝高峰創設良好客觀條件，但偉大杰出作品的產生依然有賴于文藝家自身的努力。文藝家強健創作主體，樹立雄心壯志，追求盡善盡美，依然格外重要。

習近平同志曾指出我國當下文藝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他十分重視優秀文藝作品的創作，十分重視真善美的創造對產生優秀作品的重要性，嚴肅指出當前創作中妨礙優秀作品產生的弊端。鑒于人民是歷史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主要力量，他指出文藝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求文藝家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思想和藝術積累，不斷致力于美的發現和創造。這無疑是文藝走向高峰的康莊大道，也是文藝家攀登文藝高峰的必經途徑。我們的文藝家應當警惕創作中一度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緒，乃至某些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以及形式大于內容、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等創作現象。

我們正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的人民在黨領導下已經取得巨大成就，并將繼續創造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跡，從而為文藝家提供豐厚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啟迪。盡管文藝新形態、新形式以及文藝創作傳播新方式不斷涌現，不斷對文藝家提出新要求，市場經濟也會對文藝發展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但無論怎樣，文藝本質特性不會變。市場經濟存在數百年，它的影響從來都有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市場反映讀者和觀眾需求，受追新好奇以及某些低俗趣味影響，一些庸俗作品也許能夠一時暢銷而獲利，但偉大杰出的作品如《紅樓夢》即使當年只是在小范圍傳抄，后來卻成為長銷作品，成為經久流傳的世界名著。因此，我們一定要堅信真善美統一是文藝永恒價值，不同時代人們對真善美的認識和表現會帶有自己時代的特色，然而其基本價值仍然構成優秀文藝作品的恒久標準。

文藝走向高峰是人民的期待，也是時代的需求。為此，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強健創作主體，不躁不急，為攀登真善美的文藝高峰做出不懈努力。相信只要文藝創作者樹立雄心壯志，充分而深刻地把握現實生活，升華并加深思想涵養，創作中力求精益求精，力求在自覺創新中開拓新題材、新主題、新形式和新風格，使藝術形式的創造臻于完美，我們就一定能夠看到群星燦爛的新的文藝高峰涌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