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優化升級再出發

日前，教育部印發《關于批準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終止的通知》，依照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終止234個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

為中外合作辦學“瘦身”，在很多專家看來，是在以退出機制“倒逼”中外合作辦學質量提升，這不僅是近年來完善和創新中外合作辦學監管方式的重要成果，也突顯了在中外合作辦學領域堅決推進淘汰更新、優化升級的政策導向。

記者了解到，截至2018年6月，我國有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2342個，其中本科以上機構和項目共1090個。下一步，將繼續加強退出機制建設，完善從準入到退出全鏈條閉環監管體系，從而促進中外合作辦學內涵發展，提質增效，依法辦學，保障學生和家長的權益，提高社會滿意度。

一些機構和項目優質資源引進不足、教學質量不高，導致辦學難以持續

打開教育部網站上的終止辦學名單，不少知名高校赫然在列。為什么這些機構或項目終止辦學？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中外合作辦學取得長足發展，在推進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認可度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在加速發展的同時，一些機構和項目存在優質教育資源引進不足、教學質量不高、學科專業能力不強、缺乏內涵式發展機制等問題，導致學生滿意度低、吸引力弱，辦學活動難以持續。”

“本次退出的5個機構和229個項目，實際情況各有不同，但共同點在于不能完全契合和滿足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對高品質教育教學的要求，辦學難以持續。”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副教授王奇才分析，這些機構和項目有的是引進的教育資源不再具有相對優勢，有的是合作模式不再具有明顯競爭力，有的是學科專業不符合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同時，也存在原有辦學模式無法滿足國家對中外合作辦學質量要求，在質量評估、信息年報、注冊認證系統等監管舉措中暴露問題，中外學校因而放棄繼續辦學、選擇退出中外合作辦學的情況。

“伴隨著中外合作辦學連續10多年的高速發展，部分地區、學校或社會機構盲目開展合作辦學、忽視外方資質等問題已經凸現，規模型增長模式已經遇到了天花板。因此，叫停這些缺少可持續辦學能力和學科專業競爭優勢，甚至從未‘開張’便已‘名存實亡’的機構和項目實乃眾望所歸。”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趙彥志認為。

完善退出機制，是提高整體辦學質量、保障學生和家長權益的重要手段

“中外合作辦學依然存在發展不均衡的現實問題。”王奇才認為，中外合作辦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回應教育改革開放的結構性變化。中外學校經過慎重考慮，在教育行政部門的督促指導下，選擇退出中外合作辦學，于理于法都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據了解，目前，教育部對中外合作辦學采取的監管措施包括中外合作辦學頒發境外學歷學位證書注冊認證系統、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信息年報制度和定期評估核查制度。建立退出機制就實現了從準入到退出全鏈條閉環監管體系。2010年以來，教育部已完成6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評估，清退了22個評估不合格的機構和項目。專家們普遍認為，面對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強化退出機制，是有效監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及項目的重要手段之一。

“引退低質中外合作辦學，目的在于盤活存量，提高整體效益和辦學質量，達到實質引進優質教育資源的目標。”趙彥志強調，“良好的退出機制是中外合作辦學質量監控的重要環節，是中外合作辦學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當然，退出機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有利于保障學生和家長權益，提高社會滿意度。有學者談道：“完善退出機制，妥善處理相關者利益，尤其是花費大量金錢和懷揣信任選擇就讀的學生的利益，能夠增強社會對中外合作辦學的信心。同時，對停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進行公示，為想要選擇中外合作辦學的家長和學生做出了警示，使其能夠去偽存真，不給居心不良辦學者可乘之機。”

還有學者談道，退出機制有利于增強辦學單位依法辦學的意識。對于申辦新的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辦學單位，其在教育資源引進、學科專業選擇、辦學模式、收費標準等方面會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而不是一哄而上，盲目辦學。

有利于形成常態化激勵機制，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更新換代、汰劣選優

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和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形式，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頒布的10余年來，中外合作辦學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借鑒世界一流學校先進的辦學理念、治理模式、人才培養方式以及教學方法，發揮著“試驗田”的作用，是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參與國際事務和競爭的優秀創新人才的重要渠道。

記者從教育部獲悉：截至目前，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約45萬人，已培養畢業生約150萬人，引進了包括美國杜克大學、美國紐約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等諸多知名境外高校。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一種新的教育形式，替代了部分自費出國留學，擴大了教育內需。同時，93%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學生可獲得境外學歷學位，實現“不出國的留學”，滿足了人民群眾對高質量、多元化教育的需求。

“退出機制是中外合作辦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保障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建設和健康發展的根基。”采訪中，專家們普遍認為，退出機制的實行能夠增強中外合作辦學自身活力，充分發揮中外合作辦學對高等教育發展的示范引領作用。

當然，對于退出機制，還需要全社會，尤其是高校對其客觀、科學看待。

“退出機制是中外合作辦學領域的一種常態化激勵機制，不應片面強調其追責性的方面。”王奇才提醒，合作狀況不佳、運行陷入僵局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常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來擺脫困境，教育行政部門基于公共利益干預此類項目，有利于督促和推動辦學者在顯著提升辦學質量和終止合作辦學之間及時作出選擇，防范處理辦學風險。在拋掉歷史包袱的情況下，學校可以依據新時代發展要求，選擇互補性更強、具有相對優勢的合作伙伴，在雙方確有優勢、國家亟須空白的學科專業，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申請舉辦中外合作辦學。因此，退出機制的有效運行，有利于中外合作辦學更新換代、汰劣選優，引導辦學者集中辦學資源、服務學校“雙一流”建設，提升學校辦學實力和辦學聲譽。

“希望各高校進一步完善中外合作辦學內部質量管理機制，加大資源投入，努力創辦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充分發揮中外合作辦學對促進教育教學改革、學科發展、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提高辦學質量的重要作用。”專家表示。(趙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