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已經成為內蒙古詩歌創作的關鍵詞與文化象征。多個代際的詩人，都以“草原詩人”的主體身份，感悟詩性草原，抒發真摯情感，形成了歷時性的群體寫作與詩歌傳統。草原是他們的精神故鄉與詩思起點，他們共同歌唱草原上的駿馬、雄鷹、炊煙與迎風沐雨的小草，張揚遼闊、坦蕩與堅韌的草原精神，吟詠全球化背景下綿延不絕的文化鄉愁。如牧草般生生不息的草原詩歌，是當代詩壇不可忽視的創作現象。

草原詩歌生成演進的歷史過程，體現著創新求變的鮮活特征。十七年時期，以納·賽音朝克圖和巴·布林貝赫為代表的蒙古族詩人，唱出新中國的頌歌，是草原詩歌的開創者。納·賽音朝克圖的《狂歡之歌》以“當美麗的黃河/展開寬長的哈達”，抒發草原人民對新中國成立的欣喜之情。巴·布林貝赫的《心與乳》：“我們對心里的愛，用乳作表示。/我們對自由和解放，用乳來獻禮。”作為草原生活標志的哈達、鮮乳、牧歌等，被這一代詩人創造性轉化，用于反映現實、歌唱祖國。20世紀80年代，一批詩人著意變革草原詩歌的傳統寫法與既成格局。在他們的筆下，草原不再僅是詩歌的環境背景或是情感抒發的起興之物，而是詩意空間與核心意象，草原在詩歌中獲得真正的主體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化進程使生產生活方式發生巨變。以多向的形式實驗和前衛的語言變革為先導，生態問題、文化憂思等深度話題在新生代草原詩人的作品中傾瀉而出。新世紀前后，以阿古拉泰和白濤為代表的草原詩人帶領后來者，重回民族文化深厚土壤，著意強化草原詩歌民族特質，溯源珍愛萬物、敬畏自然的草原文化，挖掘坦蕩強悍、崇尚英雄的民族精神。阿古拉泰《紙上的草原》中所謂“每一行字都會長成一棵青草/我在紙上放牧著牛羊”，寫出了眾多草原詩人與草原血脈相連的情感狀態，也道出草原詩人的寫作密碼。而紙上的草原，超越了榮枯的自然生命軌跡，以藝術的力量煥發草原的真實與永恒。

繁盛的草原詩歌，具有變革性的詩學力量。其詩學貢獻在于為當代中國詩歌提供了全新的意象系統。草原詩人多年經營草原意象，這種由草原生發出的原創性、群落型詩歌意象，與山川明月等傳統詩歌意象比肩相望。新時期以來，涵蓋具象、抽象兩個層面的整體草原意象系統已經形成。它包括高原、青草、駿馬、雄鷹、河流，以及長調、馬頭琴等等。草原在詩人筆下承載更多認知，也更加立體真切。在總體上，它是真與永恒的象征。阿爾泰《草原深處》說走向草原深處，就走向了“真的深處”。于細微處，草原上的每株小草都內蘊哲思。阿古拉泰《像一棵草一樣行走》，寫青草雖然又瘦又小，但風雨來時卻能頂風邁步，甚至會在石頭縫里跋涉，生命力驚人。而在很多草原詩人筆下，追風的駿馬則有著浩蕩的生命狀態。草原意象寄寓著詩人們提煉出的草原精神：自由、無畏，有著金石般的錚錚風骨。

草原詩人們寫作時并非遠觀或外在于草原，而是與草原物我同一，或在高原上面對蒼穹，或在馬上眺望遠方，或在鷹脊俯視大地，舒展闊大的詩歌空間得以構建，這也是草原詩歌重要的詩學貢獻。草原詩人們以草原為媒，重建人和自然的內在關聯。他們融入草原后，超越一己視野局限，讓自身如草原萬物般在寰宇之中觀照一切，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深情、啟悟與智慧，詩思便心游萬仞、思接千載。牧場、藍天、雄鷹、太陽等遼闊而巨大的意象在詩歌中頻頻出現。默然在《太陽石》中寫道：“高原以遼闊的黃昏主持慶典。”蒙根高勒的《敖特爾》里套馬桿能“從東面挑起沉沉的朝陽/向西面抖落燦爛的星群”。這里，傳遞的都是個體面對宇宙、自然、歷史的強烈意緒。與萬物合一的視角和闊大的詩歌空間中，草原民族特有的生命元氣灌注其間，無論是揮之不去的鄉愁，還是歷史文化隱痛或者現實憂患，都得到呈現，也得以釋放或解決。這個過程，新的美學質地熠熠生輝。

草原詩歌進入成熟之境，問題也不容回避。比如說，某些詩作缺乏辨識度和獨特性。詩歌寫作要求簡潔精微，同一題材的詩歌需要不斷超越、推陳出新。草原詩歌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歷程，贊美草原萬物已是常見的書寫模式。草原是母親的象征，是真善美的載體，也是幾近固化的主題。草原詩歌的模式化現象比較嚴重，后繼者創造力不足，導致詩歌辨識度不夠。另外，部分詩作對草原的描寫存在表象化、景觀化、浮泛化的問題。草原未被深度反映，甚而行至歧路。因為要滿足他者觀看的獵奇心理或是市場需求，草原以景觀的方式被一些作者如長安花般一日看盡。綠草、藍天、白云、羊群等意象，成為必不可少但也刻板雷同的“地方色彩”。在詩歌中，它們總是以打包并置的方式頻繁出現。浮泛化寫作生產出的草原詩歌意蘊單薄，甚至流于符號化、標簽化，本來厚重、神秘、深邃的草原，由于這種詩歌處理方式而被消費、消解，終成空洞之物。同時，詩歌缺乏跟草原文化相匹配的遼闊胸襟與宏大氣度。某些詩歌對草原孤芳自賞式的玩味，令其意義萎縮，無視草原本是一個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多元文化各美其美的世界，與開放、自由的草原精神背離。因而，在詩歌當中不斷超越地理意義上的草原，生發出形而上的追問，當是未來草原詩歌發展的正途。

草原詩歌的現實問題，反映的是藝術發展的關鍵：如何令傳統題材擁有充沛的活力和不竭的生命力，文學地域書寫的特殊性又如何獲得普遍性的意義？或許，問題的解決可以從重返草原絲路的文化精神開始。

歷史地看，草原詩歌的形成，上承草原絲綢之路開拓開放與自由融通的精神血脈，是草原絲路上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必然結果。草原詩人身份的多民族特征，草原詩歌創新求變的活力，都是基于開放融通的精神。雄健朗麗的草原詩歌品質，正是在多重文化構成的歷史疆域中，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而鑄就的。如果沒有對多元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吸納轉化，草原詩歌的蛻變與新生難以實現。當前，草原詩歌寫作應該重返絲路精神血脈與精神境界，走向包容、開放與融通，在世界性、普遍性的追尋中，保留草原詩歌質的規定性。

背倚草原，在歷史和未來、四野和萬物之間生長的草原詩歌，理應獨特、寬廣、深邃，具有堅實的個性和鮮明的質地。青草與馬頭琴，總是唱著人類共通的愛與痛。鷹翔、馬奔，帶來的是生生不息的召喚和期望。與所有不朽的詩歌一樣，在終極意義上，草原詩歌當能引領蒼生走向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

（作者：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