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嗜石如命的 “揚州畫派”高鳳翰　

這是清代“揚州畫派”畫家高鳳翰（1683—1749）筆下的《三臺柱石圖》（天津博物館藏）。在這幅以“石”為主題的山水畫中，高鳳翰盡展其玩石、愛石、畫石的本能。他在畫中題寫《三臺畫石歌》：“吁嘻異哉，誰持倚天之長劍，割取泰華峰頭三臺磊落之奇石。崩云下墮千丈強，流光十日驚霹靂。筆端攝怪追其精，縮入陟厘較咫尺。此石安所用，玩弄羞幾席，宜與天地之間偉丈夫，勒鐘銘鼎雜青碧，不然當出膚寸云霖雨，化作蒼生澤。公乎但取此石定無負，等閑事業鴻毛擲。努力鞭彌會相從，決眥八極看揮斥”，賦予其石以人格，頌其堅毅與磊落之品格。高氏在畫中署款曰：“雍正七年歲次己酉正月廿有九日屬下末吏膠州高鳳翰拜手敬寫并題”，據此可知此畫作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時年高氏四十有七，乃其盛年之作。款識中一個“拜”字，一個“敬”字，彰顯其對柱石的敬畏與仰止之意。這種敬語，頗類佛教題材人物畫中描寫觀音、佛祖等畫的題詞，足見其對柱石的敬重。

清·高鳳翰 三臺柱石圖 紙本設色 121×49.5cm 天津博物館藏

高鳳翰一生嗜石如命，其自號有石道人、石凝、石頑老子、石之奴等。他愛石而以石入畫，寄寓其不同的情懷。他一生中，以石入畫的作品不計其數，除《三臺柱石圖》外，尚有《拳石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醉石圖》（湖南省博物館藏）、《云石圖》（中國美術學院藏）、《石交圖》（四川博物院藏）、《石圖》（重慶三峽博物館藏）和《怪石圖》（山東博物館藏）等純以石入畫者，將石的各種情態刻劃得淋漓盡致。當然，在純石之外，高鳳翰擅將石與其他常見的花卉題材相融合，以見其匠心獨運處。他將石與牡丹、墨竹相搭配，成《牡丹竹石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這是仿晚明潑墨大寫意畫家徐渭（1521—1593）筆意而作，悉為水墨寫意，以粗獷的筆觸刻劃其壽石之輪廓，數株牡丹環繞其下，而墨竹映襯其上。壽石光面為留白，間雜以破筆點以濃淡相參的水墨。整幅畫墨韻淋漓，揮灑盡致，能得青藤、白陽之逸韻，作者并錄徐氏詩曰：“松化石邊垂牡丹，花石綱移來海山。記得年年二三月，董侍郎家園里看”，詩意中可見畫境，畫境中也不乏詩意。畫心右上側尚有此畫收藏者張清宜題詩二首，其一曰：“筆底春風有挽回，不教花謝見花開。古今才子多游戲，又被南村拾得來”，言此圖乃高氏游戲之筆，但就其畫境而言，實則為“游戲”之外，別有所托：“石”有堅貞、長壽之意，“牡丹”乃富貴的象征，“竹”則有氣節、虛心之義。三者交融，是有富貴長壽有氣節的隱喻，是作者饋贈畫作所寄寓的良好愿景；其二曰：“青藤作畫朗陵收，神物從來不可留。二百余年三易主，譬如移植在膠州”，“膠州”為高鳳翰郡望，此處借指高氏此畫乃對青藤（徐渭）畫的傳移模寫，傳承有序。

高鳳翰將石與菊花相搭配，成《菊石圖》。筆者所見高氏《菊石圖》有三件，分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和廣東省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所寫為濃密的菊花叢下，山石隱約可見，在菊叢之側，一片竹葉若隱若現。石上小草點綴其中，墨色濃淡相宜。畫圖多為水墨寫意，而菊花間以淡赭色暈染。作者題識曰：“竹冷東籬籬剪霜，黃花又見古重陽。從來我愛陶居士，畫出秋風五柳莊”，“陶居士”是指陶淵明，以愛菊著稱。詩中所言，是有追慕前賢之意。他還將石與梧桐、墨竹交融，成《梧桐竹石圖》（廣東省博物館藏）、將石與梧桐、菊花搭配，成《菊石梧桐圖》（重慶三峽博物館藏）、將石與梅花搭配，成《梅石圖》（分藏上海博物館和江蘇鎮江市博物館）、將石與芭蕉、月季搭配，成《蕉石月季圖》（山東省文物商店藏）、將石與樹搭配，成《樹石圖》扇面（大英博物館藏）……幾乎可將石與他所喜愛的所有花卉題材相配合。

高鳳翰常常將“石”賦予各種擬人化的性格，并在畫圖中綴以小句，以達其畫龍點睛之效，如《樸友圖》所繪為一塊屹立的巨石，地面有數點蘭草相伴，作者題句曰：“樸而文，見天真”，歌詠其樸實無華之性；《清友圖》（山東博物館藏）所繪為雪景中一塊獨立的巨石，旁有翠竹映襯，作者題句曰：“石為骨，雪為神，相爾清寒，宜配竹君”，以述其清寒高潔之品；《方友圖》（山東博物館藏）所繪為山間巍峨雄偉的林立片石，鱗次櫛比，蔚為壯觀，作者題句曰：“方而平，石云貞；廉而不剋，視此典圣”，寄寓平淡的山石以堅貞清廉；《瘦石圖》（山東博物館藏）所寫玲瓏剔透的太湖石，水墨繪就，溫潤渾厚，作者題識曰：“此石瘦透，當不減靈璧佳品，但此無米顛，誰當其抱笏拜之”，以米芾拜石的典故入題，頗有瘦骨清相。其他如在作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石圖》中題曰：“一仰一俯，自無齷齪，是之謂性情之合，而交融水乳者也”、在《花卉冊》中題曰：“石粼粼，為吾友；誰其琴者，襄陽叟”、在《石文圖》中題曰：“體形崚嶒，直性中正”等，為本無性情的冰冷石頭賦予了多重性格。或為作者自況，或為美好期許，而能多見數石之個性。

高鳳翰也許是以“石”為主題之作品傳世最多的畫家之一。在現存畫作中，從其40余歲的盛年至其60余歲的晚年，畫石之作貫穿始終。這固然有其藝術贊助人需求等社會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其愛石成癖、因石而癡的秉性所致。他以“石”喻人，以“石”自喻，以見其別具懷抱之心。他通過畫筆將“石”的性格詮釋于世，也有警醒世人之意。正如他在另一件《石文圖》所題識：“石畔三生余信真，空將筆墨付秋春。閑來自笑臨風雨，肯把精神讓世人”，可謂別有深意在焉。（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美協理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