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劉老師暈倒在公交車上，再也沒有醒來。因為工傷認定被否決，劉老師的家人將天河區人社局訴上法庭，稱高校教師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具有不確定性，劉老師事發前一日晚及事發當日在坐公交車時均在處理、修改學生論文，屬“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應該認定為工傷。人社局在答辯材料中表示，劉老師的上班線路不合理，且無證據證明事發時正在處理工作。該案日前在廣州鐵路運輸第一法院開庭審理，法庭沒有當庭判決。（5月26日《廣州日報》）

年僅52歲的劉老師不幸離世，這令人悲痛和惋惜。而就他家人起訴天河區人社局要求認定工傷，這是法律問題，自然要依法解決。不過，劉老師的不幸，也再次讓大學教師“英年早逝”問題拉回公眾視野。因為事實上，高校教師的身心健康，一直以來都存在嚴重問題，高校教師的健康頻頻“亮紅燈”現象，并未引起高度重視。其中，既有高校教師本人的疏忽，也有制度設計上的缺憾。幾乎所有高校對教師重視更多的是科研、評估、業績、碩博培養點建設等，卻有意無意忽視了教師的健康。

而高校教師英年早逝，又絕非個別現象，只是沒有特意關注而已。僅說最近兩年，2016年國防大學一位女講師英年早逝，她的領導含淚慨嘆“別等中青年干部逝去再談關愛”！同年，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授何智因腹壁轉移腺癌疾病醫治無效逝世，年僅35歲。2017年，年僅32歲的上海復旦大學老師于娟走了，她剛幾歲的女兒不停地問“媽媽呢”……場面刺痛人心！英年早逝，讓高校教師群體再次回到公眾眼前，持續引發關注。遺憾的是，幾天的熱度一過，狀況依舊。

只要在高校當老師，對年輕教師來說，就要面臨工作強度大、晉升難度高、危機感強的壓力。而對中年教師來說，又面臨工作業績中的論文刊發、項目獲取等更大的科研壓力。高校教師健康“亮紅燈”，是現行的高校考核、評價、晉升機制導向造成的，這使教師身心疲憊。而重硬件輕軟件，缺乏對教師身心健康關愛的氛圍，以及教師長期埋頭苦干，競爭壓力過大又缺乏健康鍛煉，這就使其身心健康更堪憂。

也許，公眾對高校教師的“表面風光”多有羨慕，但對其背后的苦楚未必了解。繁重的科研、教學任務，加上家庭重擔，成了高校教師，尤其是中青年教師所不能承受之重，這才是導致有些高校教師過早離開的原因。很多老師都或多或少患有這樣那樣的身體和心理疾病，警鐘其實早已敲響，只是很多高校教師都把所有困難自己扛起來而已。以損害身心健康換取科研或教學業績，現已成為絕大多數高校教師的常態，長此以往，如何承受？

高校教師的患抑郁問題也愈發突出。特定環境下，心理遭遇挫折，卻缺乏正確有效的自我調節手段，也是導致其身心健康受損的一個直接原因。對此，心理的自我調節當然重要，但管理者的高度重視，積極采取心理疏導，及時開展職業心理干預，顯得更重要。而要想使高校教師擺脫困境，還是要在體制機制上入手，在業績的評定、科研考核的標準上深化改革，讓評價體系中不合理、不科學的規定作古，這才是根本之道。

“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對高校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身心健康，再也不能忽視了。高校教師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尖兵，擔負著教學、科研重任，肩負著為國家培養高端人才的使命。因此，以人為本，回歸教育本真，還高校教師應有的各項權利和尊嚴，恐怕才是預防其“英年早逝”的最佳辦法。全社會也都應該給予高校教師更多的關注，這里不是指物質待遇而是人文關懷，以使其身心健康狀況有一個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