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宣布與上海西岸合作為期5年（2019年-2024年）的“臨時蓬皮杜”展覽項目。就在今年年初，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將此項目正式落實。

美術館在全球的連鎖化現象早已有之，美國古根海姆美術館的案例早已享譽天下。但每一次有新的美術館連鎖化經營落地或合作案例出現，都在某種意義上預示著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和資本的流動，也是城市發展軌跡和進程的一種文化里程碑事件。

現在有很多誤區，以這兩年的特展為例，都是賣“多媒體”“沉浸式”概念，雖然在話題制造和票房上有可觀的收獲，但是對教育來說，特別是博物館的教育，還是應該腳踏實地。

博物館學者威爾（Weil）于1990年提出，在接近21世紀之時，對博物館的角色，在哲學上的討論，有三個主要的功能，即保存、研究、傳達。其中：“保存”包含了文物和標本的典藏和照顧；“研究”以搜集文物的研究并被實現成為知識的有機體；“傳達”亦為溝通，它是雙向的運作，博物館與觀眾兩者之間的互動，包含所具的活動和專業上的體現，能讓大眾接近所研究之文物與成果。

最早，盧浮宮的前身只是以貯藏為主的藏館，僅服務于少數人的古董趣味，后來才轉為公開、非營利的事業性質。這種從“物”到“人”的轉變，也標志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伴隨著工業革命而進入現代化社會。在17世紀的歐洲，有一畫派專攻不厭其煩展示靜物的細致入微的細節與包羅萬象的場景，這種繪畫風格，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就是“多寶閣”；到了19世紀工業水平發展之后，就有能力將這些原本只是“紙上談兵”的柜子給做成實體展示柜了，這樣的一種迷你陳列室幾乎可以說就是后來博物館的前身，當然這背后是19世紀上流社會盛行的收藏之風。

博物館角色的扮演，是繼續于物的搜藏、研究、展示及推廣，抑或于人類需求與社會機制下，成為新的精神信仰建立，以及教育文化延續之所在。

但往往有些博物館過于著力于方法的運用，僅給予觀眾官能上的刺激，而忽略了觀眾是否真有所獲以及學習的內涵。博物館的教育與學習，乃借由藏品、展示及各項教育活動，提供大眾學習的經驗。并從經驗之中，得到知識的再生。

所以，博物館應引導大眾去學會自主思考和學習的體驗，并非追求官能的刺激，那是游樂園的事情。從這一意義來說，時下的那些特展，并不是說不好——但我們不能太認真。學習這件事，在任何時代都應該是腳踏實地、艱苦專研的事，而不是“好玩”。

我們觀察近兩年上海蓬勃興起的私人美術館熱潮，以館藏而論，很多還是很遺憾擔當類似“中間商”的角色——收藏向以歐美的當代藝術品為主，然后轉銷國內市場，從市場營銷角度來說或許是正確的，但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言，是否真的妥當？這是一個亟需思考的問題。我們還是要警惕一些文化被資本牽引的趨勢。這無關“話語權”，而是我們是否真的認為那些西方當代藝術品是“好”的，還是僅僅因為它們“好賣”？

現在我們談的博物館轉型，除了載體上向“互聯網+”轉型，歸根結底還是要實現“鏈接”，重點就是人與人、人與居住環境的鏈接。這些鏈接，構成了社區的活力。

如今，古根海姆美術館依舊是美術館/博物館品牌連鎖與文化傳播做得最好的案例。除了建筑本身的出色，創始人之一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在美國現代藝術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古根海姆令人向往的重要原因。

因為美國藝術收藏的特殊機制，藏家可以以個人名義創立信托和基金會并依托此平臺捐贈私藏藝術品、建立私人美術館，從而建立個人品位主導的美學風潮。而其最為成功之處就在于以果斷的商業化手法，將古根海姆的傳統資產帶向企業化的跨國連鎖方向，史無前例地創建了現代主義以來文化工業的新理念：藝術品不應只庫存在美術館中，還應當可以產生經濟價值的文化能源進行可持續發展。

古根海姆美術館的“軟硬兼施”策略非常成功，其“軟件”為出色的藝術品收藏，古根海姆的收藏可以說是詮釋了一個時代；加上經營管理有方、服務到位；“硬件”方面則是古根海姆負責聘請建筑師設計出精彩的美術館建筑，建筑本身即是一件藝術品杰作。我們可看到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分館的例子，一座美術館激活了一個原本衰落的工業城市，帶來連綿不絕的游客。

如今，只要能支付門票、遵守社會規定，所有人，無論職業、背景，都能進入這座曾經只屬于貴族階層的沙龍場所。當然，審美依舊是一件屬于私人的事情，不僅伊莎貝拉們作為收藏者如此，觀眾也如是。對于博物館、美術館的公眾性的堅持，可能也恰恰在于是這樣的公共空間，能夠包容多元的審美和心境，在同一座建筑中瀏覽同樣的物什，用各自的方式懷想不同的感觸。

（作者：林霖  為藝術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