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在詩集《走向天安門》的《延安》一詩最后一節中寫道：“延河水蒸熟的陜北小米/把革命養足了，然后東渡黃河/去收獲1948、1949年/船工解開包頭巾，張揚成鼓蕩的風帆。”

這說明，在我的記憶和感受中，1948年是浸透在生命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因為，它在近當代歷史中，尤其是在人民革命戰爭的歷程中，是一個撼天動地、值得大書特書的光輝節段。這一年，我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都捷報頻傳，不斷攻克設施堅固的敵占城市，大量殲滅蔣介石集團的有生力量，并開始向敵占區大步前進。“蔣軍必敗，我軍必勝”的大形勢基本上已成定局。在全國范圍內，人心向背的天平更進一步向我方傾斜，蔣管區的各黨派人士、各階層人民、知識界的進步力量，大都如渴盼甘霖般地盼望解放；國民黨反動派已到了人心喪盡的地步。雖然他們在美國的支持下仍不甘失敗，但其統治寶座已呈現搖搖欲墜之勢……

在這種情勢下，其時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高瞻遠矚，于1948年4月30日發布了“五一口號”。這是以此重大節日為契機，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當前形勢，提出面臨的歷史使命。特別是強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全國各階層人民、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社會賢達共謀建國大業，籌劃政治協商會議，組建聯合政府，并對解放區和蔣管區的工人階級提出了多項莊嚴的任務，號召全國各行各業的民眾支援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為解放全中國而努力，并將黨的統一戰線偉大事業推向前進，為迎接全國解放進行不懈的斗爭！

當時我作為膠東解放區自童年時就從戰火中“滾”出來的“小鬼”，雖還未正式參軍（1947年初反蔣保田大會上曾帶頭參軍，后因年齡太小被部隊首長“勸”了回來），但已秘密參加了在部分解放區試建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并作為“少兒宣傳隊”的一員，于1947年春夏之交隨全縣支前大軍赴魯中前線進行支前宣傳活動。1947年秋在蔣軍侵占我縣期間，在黨團組織直接指派下，曾幾次去敵占縣城撒傳單和偵察敵工事設置與山炮陣地等任務。因此，抗戰末期和解放戰爭全過程一直是我視為的“黃金歲月”，是較之后來正式參軍更為難忘的生命節段。蔣軍逃跑后，因解放區的經濟等方面遭到嚴重破壞，上級決定大力恢復生產，厲行節約，中、小學暫時停課。我也從初中學校回到本村，在縣區黨團組織領導下工作，擔任了村宣傳組組長。因此，“五一口號”便成為這一時期我經歷的重大事件之一。

記得我們當時接到的是膠東《大眾報》號外上刊登的“五一口號”，標題字非常醒目，口號共二十三條，內容全面豐實，但又明確有力；至少在我這個少年人的感覺中，有些提法是比較新的。我去縣城聽縣委張書記的傳達報告，聽一位曾在延安黨校學習過的老榮譽（傷殘）軍人談到他的讀后感。他覺得這口號中有些文字很像毛主席的筆法。我當然不好確定是否，又是聽著好奇。但我這天回到村里，沒想到我的啟蒙老師、前清秀才李老先生讀了載有“口號”的號外興奮異常，結合頭年蔣軍侵占本縣時的種種暴行，這位抗戰時還曾日夜盼著中央軍到來的老學究，此刻卻義憤填膺地說：“蔣先生不敗天理難容！”

接下來，我們展開了對“五一口號”的宣傳活動，在全村所有的石灰墻上寫滿了標語。當時我們宣傳組只有三個人：我，小商人出身愛好美術的姜桂方大哥，還有與我同時入團因家境太窮高小畢業后未能上初中的田守仁同學。我只能拿大毛筆在墻上寫大字，而姜大哥會寫多種藝術字，他說這樣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加強宣傳效果。田守仁只能搭下手，但也不可或缺。我很羨慕姜大哥的藝術字，并暗暗地向他學，卻始終未學到家。看他書寫時那種認真的神態與動作的細致，至今也恍在眼前。事實上，他許多年前即已作古。這些鄉村的普通人，為了全國解放，無償地做著自己能做的事，而且義務地奉獻出自家的大筆和墨汁，至今回想起來，也不禁感慨莫名。

“五一口號”發布以后，黨的政策在我家鄉產生的影響還是明顯的。新的氣象是層出不窮的。如：全縣的騾馬大會（即后來的物資交流大會）在縣城舉行，引動四鄉民眾紛至沓來，熱鬧非凡。許多棄商回村務農的私人工商業者，又回縣城重整門面，從而給因頭年匪軍破壞的市肆注入了一些活氣。聞名遐邇的登仁壽大藥房又開張了；和成興書局又賣起了當時最短缺的紙筆等文具；德生福老號也試著重操舊業，噴香的拿手桃酥和“大小八件”又回到闊別多年的顧客手中……在文化建設上，縣新華書店又擴大了門臉，縣文化局鑒于古戲樓已被匪軍為修工事而夷為平地，便因陋就簡，在北關一帶搭起一座簡單的劇場，由新組建的縣平劇團（即京劇團）擇日開鑼。不久，全縣較為有名的溫姓紅生連日演出全本三國戲《千里走單騎》……

在軍事上，前方更是不斷傳來勝利消息。僅在山東戰場上，我東線兵團于1948年初即進行了張（店）周（村）戰役，橫掃膠濟線；春夏之交又一舉攻克膠濟中段的中心城市濰縣（今濰坊市），敵據之濟南、青島之間的交通全被切斷；是年中秋前后，我軍又發起了濟南攻堅戰……就連西方的通訊社也不得不承認：共產軍想打哪里都阻擋不住。

就在這不久后，我終于正式參軍了，從事的仍是與“訊息”關系緊密的機要密碼電報工作。只不過，這些“訊息”大都是不公開的。我工作后第一天所受的教育就是“守口如瓶”，直至數年以后我才改行報考了南開大學中文系……

在“五一口號”發布70年之后的今天，《人民政協報》的編輯同志向我約稿，我沒有猶豫便接受下來，這應該是源于他們對我當年的閱歷有所了解吧。因為在本人出版的紀實類書籍中，有些我親歷的片段記敘；我知道曾經親歷并頭腦尚屬清晰者如今已不多了，我作為一個相對還較“年輕”的離休干部，是有這個責任和義務的。我仍然認為：記憶沒有距離，良心忠于歷史。謹以近年來出版的《石英紅詩選》序言中的幾句來結束這篇短文：“我酷愛憶寫那真實的過去/不論是輕松還是沉重/有形的血淌在血管里/無形的血浸潤在字里行間。”

（作者系《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