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抗戰后一度擁有強大政治、經濟、軍事資本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內迅速走向崩潰,不得不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應該說，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專制，反民主、搞獨裁,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鎮壓愛國民主運動，貪污腐化，人心喪盡，是造成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孤島的根本原因，也是各民主黨派最終選擇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重要原因。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是全方位的，從經濟到民心，從政治到軍事。

抗戰結束后，“刷新政治與恢復重建既是國民對政府的期盼，也是政府最大的政治。”如何組織好戰后的復員、接收，無疑是對國民政府的一次考驗。然而，國民黨政府這一次是以少數人的短時間愉悅換來了喪失民心的惡果。1945年8月11日，國民黨最高統帥部連續發出兩個命令：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原地駐防待命”，命令國民黨部隊“積極推進，勿稍松懈”。1945年8月21日，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淪陷區重要工礦事業處理辦法》和《收復地區土地權利清理辦法》，對淪陷區的接收工作全面展開。然而，名為接收實則明搶暗奪。在接收過程中，營私舞弊，中飽私囊，貪污受賄，接收大員們似乎在進行著一場大發接收財的競賽，大量公產變成了接收大員的私產。老百姓稱他們是“三洋開泰，五子登科”（“三洋”是愛東洋、捧西洋、要現洋；“五子”為房子、車子、金子、衣服料子、婊子），嘆息道：“天上來，地下來，老百姓活不來”，“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對此，國民黨中頭腦清醒的人也有警覺,并產生了一種很深的危機感，如接收大員邵毓麟曾當面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

國民黨政府的瘋狂掠奪激起了國內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有批評指出：“在短短的幾十天內，那些曾經淪陷七八年的廣大土地，竟復宣告了第二次的淪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淪陷給‘中國軍事’的敵人，而這一次，卻淪陷給‘中國政治’的敵人。”

《大公報》評論說：“僅在短短20余天之內，我們已在京滬兩地失去人心。”時任美國陸軍情報部駐華辦事處主任的費正清感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控制的國民政府……對于日軍撤退后的沿海城市，它所從事的接管工作，真是搞得一團糟。”

當時的一些自由知識分子這樣評價，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凄慘，業已到達為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艱辛，更不必說；就是在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11點以后，許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走道上，躺著手腳綣縮的無數貧民，就在這蕭瑟的秋風之中，獲取為維持他們像游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需的睡眠。這些人本身并無罪孽，然而他們卻過著罪孽的生活；即使在此敘述每晚所目睹的這種凄涼的景象，亦不禁熱淚盈眶，悲從中來……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促成了中國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

在經濟上，以蔣宋孔陳為首的四大家族在統治中國的22年當中，聚斂的巨額財富達100億至200億美元之巨。他們對攫取的民脂民膏隨意支配，揮霍無度。上行下效，各級貪官利用職務之便敲詐勒索、額外攤派、卷款潛逃等。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對人民敲脊吸髓，使民不聊生，市場購買力減弱。抗戰結束后，蔣介石集團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造成軍費激增和財政赤字的日益擴大，使惡性通貨膨脹更加瘋狂，招致了貨幣的迅速貶值和物價暴漲。國統區的經濟危機空前嚴重，廣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工人大批失業，農民背井離鄉；工農業生產嚴重下降，特別是農業經濟凋敞，農民紛紛躲避征糧、征稅和征兵，從而使國民黨失去了進行戰爭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加速了國民黨軍事上的潰敗。同時惡性通貨膨脹也使中國民族工商業日趨破產，許多人日益喪失他們的積蓄而變為赤貧者。就整個國家來看，1946年支出法幣10萬億元，收入只有2萬億元；1947年支出100萬億元，收入只有13萬億元。巨額的財政赤字主要靠印發鈔票彌補。法幣發行量猛增，物價隨之狂漲。以抗戰前夕的物價為標準，至1947年7月，上漲了6萬倍，年底更達到14.5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能買一頭牛，到1947年只能買1/3盒火柴。國統區工商業大量倒閉，民族工商業日益破產。從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二十多個大城市，倒閉的工廠商店達2.7萬多家。上海原有工廠4050家，至1946年底，已倒閉3160家，其中民營工廠倒閉3/4。國統區的農業生產急劇下降，農業經濟凋敝，出現了嚴重糧荒。國統區的經濟危機，使勞動群眾和廣大公教人員的生活日益惡化，城市失業人員大增。1946年冬，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業和無業人員260萬人。公教人員和學生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農村情況更為悲慘，1946年餓死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1億人以上。

1947年初，國民黨政府對“已屆非常嚴重之時”的經濟狀況，采取了所謂“緊急措施”。2月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匯暫行辦法》。蔣介石為此發表談話指出：“政府支出應極度減縮，本年度預算內，凡不必要之新建設均予以暫緩”，用有效方法征收“所得稅和各項直接稅”，“如因此而或使個人負擔有加重之處，則為一致擁護政府”起見，也應“一致予以遵行”；“以后提高工資，應即確定最高限度，不得漫無限制”。職工的工資應“以本年1月份之生活指數為最高指數，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對于民生日用主要物品，“即予從嚴管制”。這些辦法的實施，未能解救危機，只是使財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人民生活狀況更加惡化。

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腐敗，也使得國民黨軍事更加腐敗：軍政不和，互相傾軋；軍民如仇，官兵如仇；官長克扣軍餉吃空名額；兵役敗壞，抓丁拉夫。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官僚化現象，“團長不到連部,軍長不到團部，總司令不到師部親自督察點名，以致部隊實際情形幾乎完全隔膜。”高級官員思想頹廢，茍且偷安，同時還貪污兵餉，營私中飽。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自抗戰末期以來，我國民黨軍所表現的貪污腐敗的內容和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能想象”。軍事腐敗，風紀敗壞，使國民黨軍事渙散，戰斗力下降，只能去敲詐勒索百姓。蔣介石曾沉痛地說:“北洋軍閥的毛病,我們的軍隊都已習染，不論在精神上，在行動上，都漸次趨于腐化墮落”,“幾乎與北洋軍隊如出一轍”。

全面內戰爆發之后的國民黨政府腐敗日甚一日，已完全喪失了抗戰時期的那么一點奮斗精神，“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貪官污吏張牙舞爪，展開了貪污腐化大競賽。對此，50年代在臺灣的國民黨要員也承認抗戰后國民黨意志消沉、腐敗至極，“官吏不知責任為何物,對于主義政策不知尊重”，“敗壞法紀只知個人私利，升官發財”。1967年，蔣介石在反思兵敗大陸的教訓時也說，“當時黨內一盤散沙,黨員不能負起監督之責任，尤其是一些黨的干部，不負實際責任，貪污腐化遍布黨內，彼此之間，勾心斗角。”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能和腐化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人心。”

政治、經濟的腐敗已使人民對國民黨政府漸漸失望，這時，還發生了一件火上澆油的事件。1946年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下簡稱《中美商約》）。這是戰后中美間第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

《中美商約》共30條，它記載著：美國人有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從事商務、制造、加工、科學、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勘探和開發礦產資源的權利，并為此可以在中國保有、建造、租賃土地及房屋，從事各種職業。美國的“法人及團體”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美國商品在中國征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國和中國商品的待遇。中國對美國任何種植物、出產或制造品的輸入，以及由中國運往美國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其人員和物品有經由“最便捷之途徑”通過中國領土的自由。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在內，可以在遇到“危難”時，開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

國民黨淪陷區的民眾排隊搶購糧食

《中美商約》雖然打著“平等”、“互惠”的旗號，但其不平等的內容及性質卻是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的。實際上是中國對美國一切開放，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可以為所欲為。條約簽訂后，駐美大使顧維鈞竟然宣稱：“全中國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

該約一經公布，立即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上海各界名流馬敘倫、馬寅初、茅盾、千家駒等紛紛發表意見，抨擊譴責《中美商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聲明說：“《中美商約》是絕對不利于中國的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蔣美商約》，指出它是“蔣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附屬國的重大標志之一，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國恥”。延安各界人士建議以11月4日為新的國恥紀念日，1947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接受了這一建議。

抗戰勝利后，淪陷區老百姓一度對國民黨政權抱有幻想，而現在逐漸變成了泡影。國民黨政府政治、經濟的腐敗使全國人民進一步認清了蔣介石集團的本質，《中美商約》的簽訂更使中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徹底絕望。抗戰的勝利掩蓋了國民黨的外強中干，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