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孕育著無限希望，又蘊涵著極大變數的年月。中國將向何處去？各種政治力量潮涌潮動，政治局勢波詭云譎……

1945年的時候，歷史提供了中國社會走向和平民主的可能，雖然這個和平之門剛剛被打開便倏然關閉了，但和平與民主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并成為中國人民心中的一桿秤。

1945年8月，蔣介石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蔣介石一次比一次急地敦促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似乎急切地要同毛澤東共商和平民主大計，而其真實意圖，一是蔣介石在當時不敢悍然發動內戰；二是如果共產黨不敢赴重慶談判，就有理由說共產黨缺乏和平的誠意；三是如果共產黨赴重慶談判，就可以誘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同時有一個緩沖的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

面對這種形勢，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會議分析了形勢，認為和平、民主、團結是全國人民的強烈愿望和利益所在。同國民黨進行談判，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同時，毛澤東也指出，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我們要學會在和平條件下進行斗爭，準備走曲折的道路。會上確定了對國民黨的方針，提出通過斗爭，迫使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實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進國內和平，建立聯合政府。會議決定派周恩來先行赴渝，隨后毛澤東再去談判。

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號召全國人民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8月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知，說明了和平談判的方針，準備在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做出某些讓步，同時要求全黨不要因為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集團的警惕和斗爭。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前在延安機場留影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飛赴重慶，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反響。成千上萬的重慶市民走上街頭，熱烈歡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到來。

毛澤東抵渝后，同蔣介石有過幾次面商。國民黨政府派出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同周恩來、王若飛進行具體談判。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合影

談判中爭論最多的是解放區的軍隊和政權問題。在這兩個問題上雖然中國共產黨做了重大讓步，并提出過幾個方案，但由于國民黨方面堅持“你交出軍隊，我給你民主”的方針，未能達成協議。盡管雙方分歧很大，但經過43天的談判，國共雙方代表于10月10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這次談判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途徑，即“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并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并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二是確認國民黨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并應先采必要步驟，由國民黨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王若飛留在重慶繼續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商談召開政協等問題。11月25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經過重慶談判簽訂的《紀要》并沒有解決多少實際問題，而付諸實施更無任何保證，所以，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后就說：“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并不等于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當然，紙上的東西也并非完全是空文，畢竟還有某些限制作用，有了這一紙空文還是比沒有好：第一，“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第二，中國共產黨“取得能夠適合我黨現在力量的地位。”國民黨從來不肯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蔣介石對共產黨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本質上，都沒有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現在，不但蔣介石承認了，而且“我們的地位已為國內外人民所承認，這是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三，由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努力，國民黨只好承認了各黨派的地位，這就使各黨派一致感到，“因為有共產黨才能有他們的地位。”這些對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具有重大的意義。

然而，國民黨政府奉行的是一條假和平、真內戰的路線，“雙十協定”剛簽，蔣介石就下發了軍事進攻的密令。國民黨政府這種行徑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反對，在國民黨統治區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內戰運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重新調整了對華政策。美國政府調回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的駐華大使赫爾利，12月15日，任命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來華“調處”內戰。馬歇爾來華的使命是：“努力說服中國政府，召開一個包括主要黨派代表組成的全國會議，以獲致中國的統一”，并借以否定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的存在；同時，繼續幫助國民黨把軍隊運往東北和華北，以“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大地在中國確立其權力”。同日，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贊同中國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的國民會議。12月27日，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發表關于中國問題的公報，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并宣稱“必須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現中國的團結與民主化，廣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國民政府的一切機構中，并且必須停止內爭。”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抵重慶，準備出席政治協商會議；27日正式向國民黨政府代表提出先無條件停戰，然后再開政協會議的建議。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和民盟主席張瀾先后致電國共雙方，呼吁立即停火。31日，國民黨政府派出張群、邵力子、王世杰同中國共產黨代表進行具體商談。1946年1月5日，雙方達成《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辦法的協議》。1月10日雙方簽署停戰令，商定于1月13日午夜停戰。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問題。經過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民主人士以及國民黨中堅持民主進步人士的共同努力，經過激烈的討論，在政府改組問題、軍隊問題、國民大會問題、憲法草案問題以及施政綱領問題上達成了五項決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決議包括：（一）確認建設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二）確定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整軍原則，實行以政治軍辦法；由軍事三人小組（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組成）商定中國共產黨軍隊整編辦法并進行整編，同時按照國民黨政府軍令部的計劃整編國民黨軍隊。（三）改組國民黨政府作為結束國民黨“訓政”到實施憲政的過渡時期政府，規定政府委員的一半由國民黨以外的人士擔任，而所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須有出席委員2/3贊成始得議決。（四）憲法草案規定中央政府實行相當于英國或法國的議會制和內閣制；中央與地方分權，省為地方自治的最高單位，省長民選。（五）限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斗爭下，會議最終達成的《關于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實質上否決了國民黨的提案。規定：（一）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不但有對方針大計的決策之權，并有對高級官員的任免之權。（二）國民政府委員40人，國民黨和非國民黨人各占半數，各黨派的國民政府委員人選亦由各黨派自行提名。（三）在議事程序上，提案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人數2/3的贊同，始得議決。這樣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就可以行使否決權。（四）取消了主席的緊急處置權，并縮小了主席的相對否決權（即提交復議的案件，如有3/5以上人數堅持原案時，原案即應執行）。

政治協商會議達成的協議雖然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它是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一種否定，再一次確認了避免內戰、和平建國的方針以及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和平建國途徑；確認了國民黨政府必須改組為聯合政府，對于解放區民主政權提供了一種可能的保證；同時，政協及其協議所體現的黨派平等協商精神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可惜，政協協議很快就被國民黨政府撕毀，使這次實現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嘗試成為泡影，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積極爭取的和平民主建國方案終于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成為鏡花水月。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