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調查發現，相比體檢、生日蛋糕卡等福利，親子園成職工最急需福利，深受歡迎。現實中，一些可以“帶娃上班”的企業，在人才招聘市場上也廣受青睞。

這一現象從側面反映出職場人士正普遍遭遇“幼托難題”。網友“小孩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有能力生、無能力帶”的戲謔，在調侃中折射出現實的無奈。這一難題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之后愈加凸顯。

一些企事業單位創設條件讓職工可以“帶娃上班”，無疑是一種有益嘗試。解決了員工的后顧之憂，不僅能提升他們對單位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還可以增加工作的積極性，進而創造出更大價值。然而，“每個硬幣都有兩面”。單位自辦幼托機構的做法也還存在資質認定難、經費投入高、安全不能確保等多方面的問題。其中，高額的資金投入就使許多實力不強的中小企業望而卻步。近年來，“攜程親子園虐童”等接連發生的幼兒被侵害事件也在加劇家長的擔憂。

由此可見，僅靠單位自辦幼托機構的做法不能解決普遍存在的“幼托難題”。而完全依賴老人和家庭本身力量帶孩子，一方面造成兒童“留守”現象，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得年輕的父母們陷入到既沒做好工作，又沒照顧好小孩，既犧牲了老人退休時光，又失去了夫妻二人世界的多重困境之中。應該看到，“幼托難題”不僅是個人和家庭的問題，還牽涉社會穩定發展，是民生問題。大量增加優質的幼托保育機構是形勢所迫，也是發展所需。

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幼托行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趕不上市場需求。一方面，城市中， 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不到4%，而發達國家該比例平均高于30%。另一方面，有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想開辦幼托機構卻難獲資質許可。專家認為，面對旺盛的“剛需”，化解“幼托難題”還須制度先行。地方政府應該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出行業管理辦法，先解決資質認定問題，讓行業有“門檻”，使有意愿辦學的機構能進入。按照“誰審批誰監管”和“誰主管誰負責”原則，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擔負起托育服務機構的日常監督評估和規范化管理職責，以政策法規和行政力量保證幼托機構的安全和質量，提升行業社會美譽度。

在此基礎上，可以鼓勵現有幼兒園創辦接收3歲以下兒童幼托班，支持企事業單位在自有場地內開辦托幼園，招收職工子女，鼓勵城鎮街道和大型居民社區利用公共服務資源推進社區托育服務建設。對于社會資本來說，“幼托難題”既是痛點也蘊含商機。我國3歲以下的育兒產業規模目前已經突破千億規模。在制度有力保證下，有實力和責任感的投資機構完全可以進軍幼托這一藍海，收獲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取得“新進展”的7項民生要求，“幼有所育”排在首位。相信只要各方攜手努力，加快政策法規制定進程、加大市場培育力度，就能解決好“幼托難題”，給孩子一個笑臉，還家庭一份輕松。